历史性的震撼

    张维为教授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出版后,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是因为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与崛起,对中国发展的进程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给以了广角式的分析与概括。

    在《中国震撼》的作者看来,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发展与崛起,而是一个有着广袤国土、十几亿人民和几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型”大国的崛起。从体量的角度看,游动再欢的小鱼,也不能在大海中引起多大波澜,可是如果巨鲸游动起来,大海就要波涛翻滚了,何况中国这条东方巨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既是一次伟大文明的复兴,也是开辟新历史发展方向的伟大尝试,因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古老的中华文化在迎接现代性挑战的过程中与社会主义实践逐步融合再造的历程。中国的崛起之所以引起世界意义的震撼,不仅在于这个事实使“中国崩溃论崩溃了”,而且,我认为,也在于这个进程以令人惊奇的历史实践打破了过去史观中的许多教条或神话。

    首先,中国的崛起以令人震惊的发展速度和实践,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欧洲的崛起只是短暂的瞬间,可是西方学者将其披上理论的外衣教条化为文明类型的模板或典范。譬如,黑格尔就认为,中国、印度、埃及等东方文明,只不过是人类文明的史前序幕。在他看来,中国只是人类历史的“绝对起点”。他这样说绝对不是对中国文明的称赞和尊重,在他眼里,中国文明将会永远停留在这个起点上,不能步入历史发展的进程。根据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人类文明的童年是从古希腊才开始的,经过作为文明壮年的罗马,再到老年成熟形态的西欧社会,这里的老年不是指活力衰退的文明形态,而是凝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成就的文明形态。实质上,黑格尔的史观不仅把东方文明排除在真正的人类文明史之外,而且把所有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以发展到欧洲文明为目的的逻辑进程。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一直有人质疑、批判,但是由于19世纪以来人类历史发展的天平大多向西方倾斜的现实,使西方中心论仍经常或隐或显地沉渣泛起。即使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也因为日本人自己脱亚入欧的心理定势,掩盖了西方中心论的荒谬不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即韩国和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发展,也没有能够消除西方中心论,因为“四小龙”的体量太小,不足以改变世界格局。可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迅速发展与崛起,却彻底动摇了西方中心论的立论基础。

    其次,中国的崛起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攻破了现代化只能与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所谓“现代化即西化”的神话。马克斯·韦伯曾经把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联系起来,又把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联系起来,他还进一步把儒家文化与中国的落后联系起来。韦伯的这一理论广泛传播,成为比较经典的范式性的理论。许多新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中国不走西方的道路,将“只能是死路一条”。这种理论不仅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国家和西方文化优越感,同时也打压或抑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社会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就是张维为教授所说的:许多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仍心存疑虑”,对中国的发展和自己的创造力没有信心了。中国不像日本人那样试图脱亚入欧,而是在延续自己文化基因和主线的同时,吸纳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文明发展的丰富成果,通过综合创新,不仅走自己的路,而且走出更加成功的路。这就是作者所说的,“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西方总把其他文明看作是另类或“他者”,力图以自己的文化改造非西方社会。现在,一个非西方文化的国家或“他者”、一个浴火重生般发展起来的中国,又重新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世界不能不感到震撼。

    最后,中国的崛起以综合创新的发展模式,粉碎了人类发展进程在逻辑上已经完成于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形态上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神话。“历史终结论”风行于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后。此论调起源于弗朗西斯·福山在1988年所作的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讲座,他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论文《历史的终结》,于1989年夏发表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福山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治理形式”。福山的理论是以科耶夫解释的黑格尔历史理论为基础的,可以说是西方中心论的现代翻版。在他看来,历史的终结不是没有社会的枝节问题和日常生活的延续了,而是历史形态在逻辑上已经完成,以后人类历史的所有进程只能是这种逻辑的体现、完善和充实。这种理论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崛起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现在,连福山本人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论,他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政治的进程肯定有自己的文化根源。

    《中国震撼》一书的价值还在于,它没有回避中国发展中的问题,而是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解决严峻问题的历史进程;它不是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对过去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而是看作在继承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世界文明的成果且不断创造新文化的过程,即“中国只要改变自己,往往就能改变世界”;它不是把西方中心论改造成中国中心论,而是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构建“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