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琳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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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回来很多天了，脑中依然萦绕着那条灯影憧憧的狭窄胡同，那间下不去脚的小饭铺，那碗由热变冷的青椒茄子面，还有罗莎琳强自镇定的神态。

    罗莎琳在学校里教授加拿大文学，已经几十个寒暑了。年轻时，她想必也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如今虽然韶华逝去，银发剪成寸短，眸子不再清亮，却依旧保持着她苏格兰祖先的高贵风度，瘦削的身板挺得笔直，启口说话时轻声细语。

    我们虽不在一个系，但每次碰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这不光是因为她的中国情结，还因她和我一样，也都崇敬白求恩大夫。这在加拿大人当中，可谓凤毛麟角。20多年前我刚到加拿大时，在校园里遇到100个人，知道白求恩名字的却超不过5人。

    我曾问罗莎琳，为什么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会在他的家乡遭受冷遇？“我不否认，白求恩他们这些共产党人，都是很高尚的一类人。但是，他们的政治信念和追求，往往不能被普通人所理解，特别是不能被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公众所赞同。因此，他们常常要生活在压力和痛苦之中……”罗莎琳灰蓝色的大眼睛蒙上了一层浓雾，不难猜测，她一定是联想到了自己的丈夫。

    2

    几年前，我在翻阅一部关于校史的新书时，几张黑白旧照跃入我的眼帘，揭开了一幅尘封已久的画面。

    1974年春天，中国的“文革”烈焰已接近尾声时，大洋这边却燃起了一把火，将宁静的校园染红了半边。几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左翼教授，模仿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带领学生游行示威，罢课造反，夺洋“走资派”的权，颇有向中国看齐，建立工农兵管理学校制度的势头。

    罗莎琳的丈夫深受学生爱戴，年纪轻轻就担任了系主任。整个事件中，他代表学生的利益日夜奔忙。几周后，校方为平息风波，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宣布几名挑头闹事的教授为“共产党”，全部开除公职。罗莎琳的丈夫因“同情重用共产党”之罪名，也遭殃及，丢掉了饭碗。

    “如果嫉妒某人的才华，最便利的手段就是给这个人扣上共产党的帽子！可他只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关心底层百姓的利益，为他们奔走呼号，希望能给社会带来公正与合理罢了！”罗莎琳咬着嘴唇，压低声音，竭力控制着胸腔中的愤懑。“头上戴着那样一顶帽子，他失业后四下里找工作，却处处碰壁，从此一蹶不振。阳光和欢笑，从我们家中永远地消逝了。他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沉默阴郁，脾气古怪。我和孩子们都成了他的牺牲品。你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吗？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我恐怕早就崩溃了！”

    两年前，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加拿大访问时，罗莎琳曾在家中设宴，用美酒和诗歌盛情款待东方的文人学者。她的丈夫身为主人，见到来客时却手足无措，似乎仍没有从30多年前那场致命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在他呆滞木讷的神情中，丝毫看不到那个曾经攫获罗莎琳芳心的青年教授的风采。

    一瞬间，我似乎更加理解了，为什么白求恩大夫会在他的家乡遭受冷遇。

    3

    踏着白求恩的足迹，到中国去看看，是罗莎琳自儿时起便怀揣的梦想。她与白求恩一样，也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牧师之家，爷爷和叔伯那两辈人中，有数位亲属曾来中国做过传教士。那些点缀着异国情调的家信与日记，常伴随着幼年的罗莎琳进入她神秘的梦乡。

    虽然传教士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撤离了中国，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后代，不少人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他们人数虽少，却凝聚成一股亲华力量，在朝野推波助澜，促成了中加两国邦交的正常化。

    “为什么那批信奉基督教的加拿大人会喜欢红色中国呢？”我不解。

    “这不难理解啊！”罗莎琳扬扬眉毛。“《圣经》上所传播的人类终极理想，就是社会大同，人人平等。而这一切，恰恰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实现了。那可是传教士们历经几代人的艰辛努力，都未能达到的目标啊！”

    数年前，我曾随罗莎琳一起去多伦多，看望一位患病的老教授。这位加拿大老人在成都出生并度过童年，讲中文时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没想到，在谈及中国农村的现状时，他突然涨红了脸，情绪激动地朝我大声嚷嚷：“可气呀！毛泽东苦心经营了30年的合作化，让他们一下子就全毁了！简直是不可饶恕！听说，现在全中国只剩下了河南的一个村庄，还在顶着压力，坚持走合作化的道路，是吗？”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从何讲起。尽管他在中国度过童年，亲眼目睹过新旧社会的更替，可是远隔重洋，雾里看花，他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又能了解多深呢？ 

    不过，与他观点相近的人为数不少。前些日子，当罗莎琳与我谈起退休后的打算时，我建议她到中国去教英语，一圆她儿时的梦想。“现在去？去做什么？”她瞪大了眼睛反问道。“难道去帮助人们多学点英语，以便他们多向西方帝国主义学习，加快资本主义化的步伐？让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

    我愕然语塞。

    “不错，我年轻时，的确非常渴望去中国，亲眼看看人民公社、赤脚医生、下乡知青、工农兵大学生，那么多令人鼓舞的新鲜事物！可是如今，非常遗憾，我不愿意去了，因为我不想看到劳苦大众被剥削压迫的悲惨状况……”罗莎琳优雅地轻轻摇着头，眸子里浸着她一贯的忧郁。

    尽管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变化上与罗莎琳不尽相同，秋风四起时，我们仍然再次携手，举办了纪念白求恩医生逝世70周年的专题研讨会。

    在蒙特利尔市街头广场的白求恩雕像前，天空中飘洒着蒙蒙细雨，罗莎琳在《国际歌》庄严的乐曲声中缓步上前，毕恭毕敬地献上了第一枝圣洁的百合花。她的后面跟随着一长串队伍，几乎全是中国人。

    冷风裹着雨点打在我颊上，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仿佛又看到了70年前的一幕景象：蓝天下，一只孤鹰在太行山高高的崖畔盘旋。沿着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人们抬着担架上长眠不醒的白求恩大夫，接连数日翻山越岭，到他足迹曾经踏过的地方，与村中的百姓一一告别。担架后面，跟随着长长一列挥泪相送的男女老幼……

    望着络绎不绝，自发前来参加凭吊和献花的人们，罗莎琳不无动情地低声对我说，“彦，请你记住，无论如何，我对中国的爱，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永恒不变的。”

    4

    寒假来临时，在我的一再鼓动下，罗莎琳终于下了决心，与我同赴北京，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我们下榻于天安门旁的豪华酒店。会议期间，组织者安排了内容丰富，令人眼花缭乱的参观活动。自始至终，罗莎琳一直矜持地注视着首都展现给游人的富丽堂皇，言辞谨慎，不妄加评议。但看得出来，她的内心，一定在为“资本主义复辟”所带来的繁荣昌盛而感到困惑。

    临走前那天傍晚，她突然提议说：“我很想接触一下普通的中国百姓，亲眼看看劳动人民在今天的生活。你知道，为平民百姓谋福利，天下大同，是我们夫妇毕生追求的信仰！”

    于是,我们决定不在酒店吃饭，信步穿越天安门广场，来到前门外与大栅栏相连的一条狭窄的胡同。这条胡同弯弯曲曲，宽不过两三米，似乎上百年间未经改造过，与近在咫尺的大栅栏形成了鲜明对照。路旁拥挤着一间间低矮歪斜的小饭铺和杂货摊，地上乱扔着果皮和碎纸，摊贩与行人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讨价还价。有的小铺子里烟雾弥漫，黑压压地聚着一堆人，传出哗啦啦的骨牌声。

    罗莎琳肤色白皙，身材高挑，气质优雅，她的出现，自然引人注目。她在一个小摊子前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拿起塑料发卡和绣花鞋垫等小商品。没等她开口问价，身边就围拢了好几人，有的只是好奇地盯住她瞧；有的把一堆项链手镯举到她鼻子尖下，用流利的英语飞快地报价；还有一位大妈，扯住我的袖子，劝说我们到她的饭铺里吃火锅。

    我感到颇为尴尬，深恐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景象落入罗莎琳的视野，破坏了中国在她心目中的神圣与辉煌。“咱们不要朝里面走了。”我停住了脚步。罗莎琳的唇角浮出一丝微笑，双眸直视着我的窘迫。“为什么？这里是劳苦大众生活的地方，我没什么不习惯的。咱们就在这里找一间小饭馆用晚餐吧。” 

    说话间，我们来到一家小饭铺，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小伙子，正在案板旁吃力地揉着一大团面。天气很冷，他瘦削的身板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红色套头衫，裸露的双臂上，沾满了面粉，上下挥动着。

    小小的饭铺里，挤着七八张电镀桌椅。我们小心翼翼地跨过地面上的鱼刺骨头、汤汤水水，拣了张靠墙的桌子坐下。罗莎琳看上去很平静，神色中似乎还流露出一丝骄傲。我为她介绍了菜谱，帮她点了6元一碗的青椒茄子面，为自己点了5元一碗的白菜面，然后悄悄示意女服务员把地上的垃圾略为清理一下。

    饭铺里用餐的还有两个人，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黧黑的肤色，沾满尘土的衣裤，一看就是走南闯北、经多见广的老民工。罗莎琳微笑着说：“你刚才不是还抱怨，政府为什么没把这块地方也整修一新吗？依我看，保留下这几条小胡同非常正确！一顿饭才花费不到1美元，只有在这种地方，劳工阶级才吃得起饭呀！”

    罗莎琳的身后，是那个埋着头用力揉搓面团的红衣青年。我冲他招招手，半开玩笑地说：“小伙子，这位女士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品尝你做的手擀面呢！”

    罗莎琳显然听懂了“加拿大”这几个中国字，明白我是在介绍她，便转过头来，睁大双眼凝视着小伙子，像是在期盼着顷刻间绽出的惊喜表情，欢迎她这位白求恩大夫的故乡人吧。

    然而，小伙子只是侧过脸，朝我们投来茫然的一瞥，手中依旧不停地揉搓着那一大团面。

    “唉！”罗莎琳轻叹了一声，回过头来，“听说，中国的历史课本把共产党革命的内容给缩减了。今后的中国，恐怕都没人知道白求恩是谁了。”

    5

    刚出锅的面条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大碗摆在面前，似乎冲淡了罗莎琳的失望与惆怅。她一面笨拙地摆弄着筷子，连连称赞青椒茄子面的可口，一面摆出姿势，让我为她拍照。

    突然，小小的饭铺里，响起了骇人的清理喉咙的声音。“咳…… ”

    我的头皮发麻，浑身上下瞬间绷紧了。我知道，接下来的，就该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声“呸”了。我不敢抬头，心里紧张地祈祷揉面的小伙子会记起来正在用餐的顾客，忍住自己喉咙里的冲动。

    然而，十分不幸，我听到了那口痰有力地冲出口腔，“啪”地一声落在地上，紧接着，又传来了胶鞋底蹭在水泥地面上的刺耳的摩擦声。

    这一切都近在咫尺，无遮无拦。我垂下眼皮，机械地捏着手中的筷子，一下一下地戳着碗里的面条。从眼角的余光，我看到罗莎琳早已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推开碗，身板僵直，呆若木鸡。我能感到，她失神的目光正定定地投向我脸上，但我坚持着避开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尴尬的气氛中，过去了整整几十秒。

    “我来中国四天了，看到了许多东西，对很多事都在逐步理解。”罗莎琳开口了，依旧慢条斯理，但声音里透着寒气，“唯独这件事，我无法接受。”

    我知道，她在竭力压抑着心头的厌恶，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难道她不晓得，选择到这种地方来就餐，就意味着要坦然面对劳苦大众几辈子形成的生活习惯？此刻，我多么希望，她能够克服心头的软弱，勇敢地面对生活中严酷然而却真实的一面。

    她碗中剩下的青椒茄子面，已经变冷，汤面上漂浮着几星白腻的脂油。只见她朝着空中发了一会儿呆，终于立起身来。

    我叹了口气，也放下了手中的筷子。临出门时，我悄悄瞥了一眼仍在奋力揉面的红衣小伙子，向他摆手道别。他的目光，与方才一样，依旧罩着一层漠然与空旷。

    小胡同里，游客都已散尽。寒风中的路灯白凄凄的，照在人脸上，泛出一层幽幽的青光。我和罗莎琳踩着脚底高低不平的路面，默默地往回走，谁也不再开口。

    （作者为滑铁卢大学东亚系中文教研室主任。

    本文摘自北美《世界日报》2010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