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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04月11日 星期一

    罗莎琳的中国

    李 彦(加拿大) 《 光明日报 》( 2011年04月11日   12 版)

        1

        从北京回来很多天了,脑中依然萦绕着那条灯影憧憧的狭窄胡同,那间下不去脚的小饭铺,那碗由热变冷的青椒茄子面,还有罗莎琳强自镇定的神态。

        罗莎琳在学校里教授加拿大文学,已经几十个寒暑了。年轻时,她想必也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如今虽然韶华逝去,银发剪成寸短,眸子不再清亮,却依旧保持着她苏格兰祖先的高贵风度,瘦削的身板挺得笔直,启口说话时轻声细语。

        我们虽不在一个系,但每次碰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这不光是因为她的中国情结,还因她和我一样,也都崇敬白求恩大夫。这在加拿大人当中,可谓凤毛麟角。20多年前我刚到加拿大时,在校园里遇到100个人,知道白求恩名字的却超不过5人。

        我曾问罗莎琳,为什么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会在他的家乡遭受冷遇?“我不否认,白求恩他们这些共产党人,都是很高尚的一类人。但是,他们的政治信念和追求,往往不能被普通人所理解,特别是不能被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公众所赞同。因此,他们常常要生活在压力和痛苦之中……”罗莎琳灰蓝色的大眼睛蒙上了一层浓雾,不难猜测,她一定是联想到了自己的丈夫。

        2

        几年前,我在翻阅一部关于校史的新书时,几张黑白旧照跃入我的眼帘,揭开了一幅尘封已久的画面。

        1974年春天,中国的“文革”烈焰已接近尾声时,大洋这边却燃起了一把火,将宁静的校园染红了半边。几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左翼教授,模仿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带领学生游行示威,罢课造反,夺洋“走资派”的权,颇有向中国看齐,建立工农兵管理学校制度的势头。

        罗莎琳的丈夫深受学生爱戴,年纪轻轻就担任了系主任。整个事件中,他代表学生的利益日夜奔忙。几周后,校方为平息风波,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宣布几名挑头闹事的教授为“共产党”,全部开除公职。罗莎琳的丈夫因“同情重用共产党”之罪名,也遭殃及,丢掉了饭碗。

        “如果嫉妒某人的才华,最便利的手段就是给这个人扣上共产党的帽子!可他只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关心底层百姓的利益,为他们奔走呼号,希望能给社会带来公正与合理罢了!”罗莎琳咬着嘴唇,压低声音,竭力控制着胸腔中的愤懑。“头上戴着那样一顶帽子,他失业后四下里找工作,却处处碰壁,从此一蹶不振。阳光和欢笑,从我们家中永远地消逝了。他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沉默阴郁,脾气古怪。我和孩子们都成了他的牺牲品。你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吗?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我恐怕早就崩溃了!”

        两年前,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加拿大访问时,罗莎琳曾在家中设宴,用美酒和诗歌盛情款待东方的文人学者。她的丈夫身为主人,见到来客时却手足无措,似乎仍没有从30多年前那场致命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在他呆滞木讷的神情中,丝毫看不到那个曾经攫获罗莎琳芳心的青年教授的风采。

        一瞬间,我似乎更加理解了,为什么白求恩大夫会在他的家乡遭受冷遇。

        3

        踏着白求恩的足迹,到中国去看看,是罗莎琳自儿时起便怀揣的梦想。她与白求恩一样,也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牧师之家,爷爷和叔伯那两辈人中,有数位亲属曾来中国做过传教士。那些点缀着异国情调的家信与日记,常伴随着幼年的罗莎琳进入她神秘的梦乡。

        虽然传教士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撤离了中国,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后代,不少人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他们人数虽少,却凝聚成一股亲华力量,在朝野推波助澜,促成了中加两国邦交的正常化。

        “为什么那批信奉基督教的加拿大人会喜欢红色中国呢?”我不解。

        “这不难理解啊!”罗莎琳扬扬眉毛。“《圣经》上所传播的人类终极理想,就是社会大同,人人平等。而这一切,恰恰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实现了。那可是传教士们历经几代人的艰辛努力,都未能达到的目标啊!”

        数年前,我曾随罗莎琳一起去多伦多,看望一位患病的老教授。这位加拿大老人在成都出生并度过童年,讲中文时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没想到,在谈及中国农村的现状时,他突然涨红了脸,情绪激动地朝我大声嚷嚷:“可气呀!毛泽东苦心经营了30年的合作化,让他们一下子就全毁了!简直是不可饶恕!听说,现在全中国只剩下了河南的一个村庄,还在顶着压力,坚持走合作化的道路,是吗?”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从何讲起。尽管他在中国度过童年,亲眼目睹过新旧社会的更替,可是远隔重洋,雾里看花,他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又能了解多深呢? 

        不过,与他观点相近的人为数不少。前些日子,当罗莎琳与我谈起退休后的打算时,我建议她到中国去教英语,一圆她儿时的梦想。“现在去?去做什么?”她瞪大了眼睛反问道。“难道去帮助人们多学点英语,以便他们多向西方帝国主义学习,加快资本主义化的步伐?让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

        我愕然语塞。

        “不错,我年轻时,的确非常渴望去中国,亲眼看看人民公社、赤脚医生、下乡知青、工农兵大学生,那么多令人鼓舞的新鲜事物!可是如今,非常遗憾,我不愿意去了,因为我不想看到劳苦大众被剥削压迫的悲惨状况……”罗莎琳优雅地轻轻摇着头,眸子里浸着她一贯的忧郁。

        尽管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变化上与罗莎琳不尽相同,秋风四起时,我们仍然再次携手,举办了纪念白求恩医生逝世70周年的专题研讨会。

        在蒙特利尔市街头广场的白求恩雕像前,天空中飘洒着蒙蒙细雨,罗莎琳在《国际歌》庄严的乐曲声中缓步上前,毕恭毕敬地献上了第一枝圣洁的百合花。她的后面跟随着一长串队伍,几乎全是中国人。

        冷风裹着雨点打在我颊上,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仿佛又看到了70年前的一幕景象:蓝天下,一只孤鹰在太行山高高的崖畔盘旋。沿着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人们抬着担架上长眠不醒的白求恩大夫,接连数日翻山越岭,到他足迹曾经踏过的地方,与村中的百姓一一告别。担架后面,跟随着长长一列挥泪相送的男女老幼……

        望着络绎不绝,自发前来参加凭吊和献花的人们,罗莎琳不无动情地低声对我说,“彦,请你记住,无论如何,我对中国的爱,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永恒不变的。”

        4

        寒假来临时,在我的一再鼓动下,罗莎琳终于下了决心,与我同赴北京,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我们下榻于天安门旁的豪华酒店。会议期间,组织者安排了内容丰富,令人眼花缭乱的参观活动。自始至终,罗莎琳一直矜持地注视着首都展现给游人的富丽堂皇,言辞谨慎,不妄加评议。但看得出来,她的内心,一定在为“资本主义复辟”所带来的繁荣昌盛而感到困惑。

        临走前那天傍晚,她突然提议说:“我很想接触一下普通的中国百姓,亲眼看看劳动人民在今天的生活。你知道,为平民百姓谋福利,天下大同,是我们夫妇毕生追求的信仰!”

        于是,我们决定不在酒店吃饭,信步穿越天安门广场,来到前门外与大栅栏相连的一条狭窄的胡同。这条胡同弯弯曲曲,宽不过两三米,似乎上百年间未经改造过,与近在咫尺的大栅栏形成了鲜明对照。路旁拥挤着一间间低矮歪斜的小饭铺和杂货摊,地上乱扔着果皮和碎纸,摊贩与行人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讨价还价。有的小铺子里烟雾弥漫,黑压压地聚着一堆人,传出哗啦啦的骨牌声。

        罗莎琳肤色白皙,身材高挑,气质优雅,她的出现,自然引人注目。她在一个小摊子前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拿起塑料发卡和绣花鞋垫等小商品。没等她开口问价,身边就围拢了好几人,有的只是好奇地盯住她瞧;有的把一堆项链手镯举到她鼻子尖下,用流利的英语飞快地报价;还有一位大妈,扯住我的袖子,劝说我们到她的饭铺里吃火锅。

        我感到颇为尴尬,深恐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景象落入罗莎琳的视野,破坏了中国在她心目中的神圣与辉煌。“咱们不要朝里面走了。”我停住了脚步。罗莎琳的唇角浮出一丝微笑,双眸直视着我的窘迫。“为什么?这里是劳苦大众生活的地方,我没什么不习惯的。咱们就在这里找一间小饭馆用晚餐吧。” 

        说话间,我们来到一家小饭铺,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小伙子,正在案板旁吃力地揉着一大团面。天气很冷,他瘦削的身板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红色套头衫,裸露的双臂上,沾满了面粉,上下挥动着。

        小小的饭铺里,挤着七八张电镀桌椅。我们小心翼翼地跨过地面上的鱼刺骨头、汤汤水水,拣了张靠墙的桌子坐下。罗莎琳看上去很平静,神色中似乎还流露出一丝骄傲。我为她介绍了菜谱,帮她点了6元一碗的青椒茄子面,为自己点了5元一碗的白菜面,然后悄悄示意女服务员把地上的垃圾略为清理一下。

        饭铺里用餐的还有两个人,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黧黑的肤色,沾满尘土的衣裤,一看就是走南闯北、经多见广的老民工。罗莎琳微笑着说:“你刚才不是还抱怨,政府为什么没把这块地方也整修一新吗?依我看,保留下这几条小胡同非常正确!一顿饭才花费不到1美元,只有在这种地方,劳工阶级才吃得起饭呀!”

        罗莎琳的身后,是那个埋着头用力揉搓面团的红衣青年。我冲他招招手,半开玩笑地说:“小伙子,这位女士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品尝你做的手擀面呢!”

        罗莎琳显然听懂了“加拿大”这几个中国字,明白我是在介绍她,便转过头来,睁大双眼凝视着小伙子,像是在期盼着顷刻间绽出的惊喜表情,欢迎她这位白求恩大夫的故乡人吧。

        然而,小伙子只是侧过脸,朝我们投来茫然的一瞥,手中依旧不停地揉搓着那一大团面。

        “唉!”罗莎琳轻叹了一声,回过头来,“听说,中国的历史课本把共产党革命的内容给缩减了。今后的中国,恐怕都没人知道白求恩是谁了。”

        5

        刚出锅的面条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大碗摆在面前,似乎冲淡了罗莎琳的失望与惆怅。她一面笨拙地摆弄着筷子,连连称赞青椒茄子面的可口,一面摆出姿势,让我为她拍照。

        突然,小小的饭铺里,响起了骇人的清理喉咙的声音。“咳…… ”

        我的头皮发麻,浑身上下瞬间绷紧了。我知道,接下来的,就该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声“呸”了。我不敢抬头,心里紧张地祈祷揉面的小伙子会记起来正在用餐的顾客,忍住自己喉咙里的冲动。

        然而,十分不幸,我听到了那口痰有力地冲出口腔,“啪”地一声落在地上,紧接着,又传来了胶鞋底蹭在水泥地面上的刺耳的摩擦声。

        这一切都近在咫尺,无遮无拦。我垂下眼皮,机械地捏着手中的筷子,一下一下地戳着碗里的面条。从眼角的余光,我看到罗莎琳早已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推开碗,身板僵直,呆若木鸡。我能感到,她失神的目光正定定地投向我脸上,但我坚持着避开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尴尬的气氛中,过去了整整几十秒。

        “我来中国四天了,看到了许多东西,对很多事都在逐步理解。”罗莎琳开口了,依旧慢条斯理,但声音里透着寒气,“唯独这件事,我无法接受。”

        我知道,她在竭力压抑着心头的厌恶,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难道她不晓得,选择到这种地方来就餐,就意味着要坦然面对劳苦大众几辈子形成的生活习惯?此刻,我多么希望,她能够克服心头的软弱,勇敢地面对生活中严酷然而却真实的一面。

        她碗中剩下的青椒茄子面,已经变冷,汤面上漂浮着几星白腻的脂油。只见她朝着空中发了一会儿呆,终于立起身来。

        我叹了口气,也放下了手中的筷子。临出门时,我悄悄瞥了一眼仍在奋力揉面的红衣小伙子,向他摆手道别。他的目光,与方才一样,依旧罩着一层漠然与空旷。

        小胡同里,游客都已散尽。寒风中的路灯白凄凄的,照在人脸上,泛出一层幽幽的青光。我和罗莎琳踩着脚底高低不平的路面,默默地往回走,谁也不再开口。

        (作者为滑铁卢大学东亚系中文教研室主任。

        本文摘自北美《世界日报》2010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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