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岁月也曾乡愁

    农民工歌手组合“旭日阳刚”翻唱汪峰的歌曲《春天里》，先是感动了包括省委书记在内的很多人，接着亮相今年央视春晚并迅速走红，随后又是接踵而来侵权的口水是非，一时间把这首歌搞成了舆论的焦点。

    版权的事就不说了，这样的新闻不过是过眼云烟。值得深入探讨的是：歌儿为什么这样红？其背后隐含着怎样的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对于《春天里》这首正流行的金曲，社会和大众有着严重的误读。汪峰因为过往的创作被贴上了“励志歌手”的标签，可《春天里》确实不像大家理解的那样——简单地只是一首鼓舞草根奋斗的励志歌曲。

    当下的流行：《让子弹飞》其实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将爱》其实是《将爱情进行到底》；按照这个思路，不管汪峰同意不同意，我把《春天里》理解为《春天在哪里》。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大千世界不过就是空间和时间而已。好比很多歌曲唱出地理空间上浓郁的乡愁一样，《春天里》这首歌，唱的实际是一种人生饱经沧桑、丰衣足食之后心灵依然挥洒不去的“时间乡愁”或曰“岁月乡愁”。地理上的乡愁，除了特殊历史时期的隔绝之外，大多数情况下还可以通过回乡来排解。“岁月乡愁”则不同，在时光机器成为现实之前，人生总是单行线，只能徒自嗟叹“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最重要的还不仅仅是回不到过去的岁月，而是失落了曾经拥有的幸福。

    曾几何时，我们居者无其屋，小小蜗居就能带来快乐不已；曾几何时，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都堪称家中引以为傲的固定资产；曾几何时，今天这些被国人疯狂抢购的名牌奢侈品大家都闻所未闻；可是芸芸众生的心情却想汪峰唱的那样：“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

    现如今，小轿车不仅走进了家庭，而且得摇号才能有十分之一的人买到；现如今，居者有其屋还不算，一人名下多套房产都不鲜见，甚至逼得国家要出台限购令；现如今，在巴黎在纽约在香港抢购奢侈品的几乎全是黑头发黄皮肤龙的传人；可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却孤独到陷入“老无所依”的困境，甚至盼望着把我们渴望幸福的心灵“留在那春天里”。

    古语曰：“诗言志，歌咏言”。不流行的歌曲多半是因为无病呻吟，好的歌曲则唱尽心声。汪峰不是农民工，也不可能写好农民工的喜怒哀乐。他写的只是自己的“岁月乡愁”。拥有青春时，人们常梦想着事业的成功和财富的暴涨。可是当梦想成真、繁华过后，在心灵上最怀念还是当年的青春美好。今天的汪峰，物质生活条件比他“鲍家街43号”乐队时期不知要富足多少，可是那份精神上的依赖，却与日俱增有增无减。所以，我更愿意把《春天里》看作汪峰献给“鲍家街43号”乐队和自己青春岁月的一首“情歌”。

    无独有偶，作为汪峰特别尊重的朋友和知音，白岩松去年出版的新书《幸福了吗》，探讨的也是关于物质满足与精神幸福并不同步的现实悖论。惟其如此契合当下大众敏感的情绪与心理，所以格外畅销。《春天里》能够走红，也是同理。白岩松在书中敦促读者思考的是：为什么物质生活条件大幅提高之后国人的幸福感却没有亦步亦趋地飙升。汪峰则以这首《春天里》演绎同样的困惑：捱过了物质的冬天，我们的心灵为什么反而更不能走进幸福的春天里？

    其实人就是一种充满心理矛盾的复杂动物，总是希望得到当下稀缺的幸福。在白岩松的书和热门贺岁电影《非诚勿扰Ⅱ》中多次引用的仓央嘉措的诗，能够引起读者和观众热烈的呼应，也是一种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