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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04月08日 星期五

    智眼看天下

    人水和谐,中华“水事”的千年追求

    周魁一 《 光明日报 》( 2011年04月08日   15 版)
    汉画石“西门豹除巫治邺”场面,其时“河神娶妻”的蒙昧已成过去。资料图片
    《康熙帝南巡图卷》中绘制的古人治河场面。 资料图片

        “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这是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水之重要性的界定。在经历了去年的夏季洪涝、秋冬干旱之后,如何更好地“兴水利、除水害”,愈加引发热议与关注。中国有着数千年治水历史。梳理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治水观和减灾理念,提取古人的智慧以扩展今人之思路,或对我们有所裨益。——编者

        从“贾让三策”到“灾害双重属性”:未雨绸缪除水害

        关于治理洪水,我国有数千年经验。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正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说,“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即治水要遵从自然规律。其实,除了被动治水,古人更大的智慧体现在对水患的前瞻与防范上。

        先看黄河治理。西汉年间,官员贾让写下“治水三策”,第一句话是:“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一语道破洪灾和人类活动,特别是盲目围垦河滩地有着直接关系。他呼吁在做国土规划的时候,就给河流湖泊留出足够的空间,将田地和村落开辟在洪水淹不到的区域,从源头上避免灾害。

        北宋时,苏轼在一篇论述“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的文章中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道出了洪水灾害并不单纯和洪水发生的“理”有关,同时也是社会发展这个“人情”对江海河流的干扰所致。

        元代也有人提出,有的时候不是水淹了人,而是人住在了原本河流流经的地方。可以说,这些理念是在单纯运用工程防洪措施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提出的,看似消极,实际上包含着人类发展要主动适应洪水客观规律、未雨绸缪的合理内涵。

        今天,我们在历史与哲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灾害双重属性”概念,即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防洪减灾的目标不是一味追求战胜洪水,而是控制洪水与适应洪水相结合,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减灾效益。这是对两千年来我国治河理念中整体、综合、辩证的科学思维的合理继承,是人与自然和谐理念在防洪减灾领域的体现。从逃避洪水,到修建工程拦截、控制洪水,再到今天给洪水以出路,主动退堤还河、兴建行蓄洪区、移民建镇,科学调度和管理洪水,这是对洪水规律不断认知的过程,也是防洪理念不断提升的过程。正是这种理念与行动的转变,奏响了天地人和谐相处的宏大交响。

        从都江堰到南水北调:因势利导兴水利

        中国水利史上,留下了许多令人赞叹的工程,首当提及的是公元前256年李冰主持修筑的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四川岷江出山口上,分水鱼咀、飞沙堰和宝瓶口三大工程珠联璧合,实现了引水、供水、泄洪、排沙的多种功能,使成都平原呈现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美好景象。两千多年来,都江堰不但不废,还吸纳了涪江和沱江的水资源,灌溉面积已由当年的数百万亩增至一千万亩之多。可以说,都江堰是全世界早期大型水利工程仍“活着”的为数不多的例证之一。

        都江堰不但不废,还有新发展,这不仅得益于它的规划、设计、施工,更得益于卓越的哲学理念指导。至今,都江堰二王庙还镌刻着“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深淘滩,低作堰”等匾额,都是古人治理都江堰的至理名言。可以看出,这些都深合于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体现了中华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思想精髓。

        古代还有多处流域间的调水工程,其中以北宋年间的“襄汉漕渠”或称“方城运河”的计划最为宏大,其主体工程是新开一条始于汉水支流白水,跨越长江和淮河分水岭,达于淮河水系汝水支流沙河的调水水道,主要服务于水运通航。计划的提出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共动用劳力约十万人,牵动河南等地八州四十余县。工程包括在白河上筑堰分水,又向东开渠百里,但当渠道开至河南方城时,以“地高水不能至”,工程半途而废,至今当地尚有数段遗存。

        事隔一千多年,由丹江口水库直至北京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周密研判后开工了,其起始段恰恰和宋人所开漕渠吻合。南水北调工程以调水任务为主,联系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四大流域,蜿蜒二千八百里,为拥有1.07亿人口、1.26亿亩耕地、20座大中城市的华北地区调水,成为当代水利史上光辉夺目的一笔。跨地域大规模调水从规划变为现实,是为改变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状况而发挥人类聪明才智、力量与勇气的产物,也体现了对古人智慧的继承与发展。

        从取水用水到护水节水:走向可持续发展

        我国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3%的人口,重要条件之一是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过度开发水资源而造成的资源危机和环境问题。尤其是20世纪以来,水污染日益加剧。

        世界上也有这样的惨痛教训,最典型的例子无过于前苏联开发咸海的工程。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政府决定在注入咸海的两条河流上修拦河坝,引水灌溉不毛之地。结果还不到四分之一世纪时间,咸海严重干涸,整个地区遭受污染,渔业基本丧失,疾病急剧增加,不得已重新制定拯救咸海的计划。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针对当时已开始显露的生态灾难写道:“我们不能沉醉于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这样一个一个的胜利,自然已经对我们进行了报复。”他还告诫人们,绝不能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任意支配自然。这种智慧是辩证法的胜利。事实提醒我们,经济的持续增长一定要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基础上,重视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

        有鉴于此,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并已制订了相应的规划。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时期水利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进一步明确水利的战略地位,并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水资源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水安全状况日趋严峻,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这是我们对水利和水资源认识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既要防止水对人的伤害,更要防止人类对水的伤害;既要满足科学发展的需求,更要抑制粗放增长的不合理需求;既要加快水利建设步伐,更要转变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通过数千年的探索与思考,一条“人水和谐”的道路铺陈在我们眼前,整体、综合、辩证的科学思维愈加成熟。这也启发我们,在高科技时代,我们还应该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思维中寻求借鉴。因为现代比之古代,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虽然前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及今人深刻,但这种综合思考的原始自然观和世界观,反映的却是和现代相同的客观事实。21世纪是水利转变新的历史时期,研究方法需要拓展。新的问题有些可以通过计算、实验等手段求解,而有些问题,特别是宏观问题,则必须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求得答案。

        (作者为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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