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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总是猝不及防。这决定了王光谦的工作性质和轨迹,他总是临危受命。
还记得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大量堰塞湖显现,险象频生,多少生命遭受威胁。
如同每一次灾害来临,王光谦须臾不让,与同事赶赴灾区。与大江、大河打了30多年交道,王光谦多么希望以自己的学识让人与自然成为和谐的伙伴。
这一次,他们又成功了。通过实地勘察,建立从稳定山体处开槽泄洪的导流施工方案,并由后方计算组对溃流方案一一进行计算,几大堰塞湖均顺利泄洪。一切与计算结果吻合。
自然的威严屈从人类的智慧,这或许是治河人最感欣慰的时刻。一次又一次,王光谦充满使命感,他说,“我们责无旁贷。”
王光谦,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教授,2009年底,他当选中科院院士。而在此之前,他所带领的团队凭借针对黄河水灾害问题进行研究的项目《游荡性河流的演变规律及在黄河与塔里木河整治工程中的应用》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一系列的荣誉面前,王光谦总是很淡然,“对于中国而言,治河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容易出成绩。”
1978年,王光谦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治河工程专业。报考的时候他并不清楚这个专业都学些什么,慢慢地,他开始明白治河工程专业的重要性。中国有长江、黄河、塔里木河等大型河流,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与河流治理相伴相生,王光谦坚定了自己的志向,“一定要好好学习,为祖国的江河治理作出贡献”。
王光谦说,治河工程需要学习和运用各个方面的知识,充分体现了学科交叉。当时,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以中国的河流治理实践经验和前苏联的水利知识体系作为主要教学内容。而清华的泥沙专业沿用的是欧美学派的模式。进入清华水利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后,王光谦跟随老师系统学习欧美学派的水利知识,体现出“苏联模式”与“欧美模式”的“交叉”特色。
积累学问的路途充满艰辛,学生时代的他,每周都保证70小时以上的有效学习时间,通过阅读大量资料,为之后的治河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时还没有计算机、复印机”,在物质匮乏和条件落后的日子里,王光谦只能手抄资料,虽然“效率比较低”,却养成了他踏实的习惯,这些资料渐渐累积成厚厚的一本文献集。
“对于我们治河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实地考察,没有哪条河流的流动规律是可以在书本上找到的。自然是我们的老师。”这样的信念多少年来支持他一路行走,一路领先。他先后建立了水沙两相流的动力学模型和流域泥沙动力学模型,成功解决了黄河的断流决口问题,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当年老师“不要迷信权威,要敢于挑战权威”的嘱咐,更是激励着他在治河领域一次次创新,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实,这是对“游荡性河流”最形象的说明。王光谦说,“游荡性河流”是指短时间内河道的摆动、变化非常大的河流。黄河下游最为典型,一昼夜能摆动6公里,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在2500年的历史记录中,有1500年出现了决口。为了防止黄河决口、改道,王光谦带领研究组成员多次实地考察黄河两岸,了解黄河的演变规律。
通过实地考察,同时结合数值模拟、动床模型试验、遥感分析等关键技术,王光谦带领研究组提出描述游荡性河流演变规律的理论公式,建立起适用于游荡性河流的数值和物理模型。如今,项目成果应用于黄河、塔里木河河流整治与南水北调穿河工程的实践中,为输水、堤防工程建设提供参数,并对工程布置进行优化,从而经济有效地保护了河流的堤防安全,改善了河道两岸的生态环境。
还是黄河,我们这个拥有580亿立方米水资源的母亲河,其中210亿立方米要流入大海,其余370亿立方米由沿河11个省市共用。这就涉及到调度的问题,如果上游省市用水过度,下游省市就将面临黄河断流,甚至会造成水荒。王光谦带领研究组通过实地考察,建立了黄河水量调度模型,通过预先分水决定各个省市的用水量,同时通过检测仪了解黄河的实时水量,以保证黄河不断流。自2002年运用黄河水量调度模型以来,黄河再也没有断流过。2006年,王光谦研究组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如今,王光谦研究组又投入了新一轮的研究,这次他们想针对黄河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措施。每当下雨时,黄土高原产生坡面径流,形成“泥水”,导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泥沙量达1600公斤/立方米,这相当于黄河每一立方米的流水中60%是泥沙,40%才是水,同时也导致黄河下游的河床不断提高。王光谦说:“水土流失这方面很难计算,只能通过实地考察,然后再计算和模拟。”
从事治河事业30多年来,王光谦先后考察黄河数十次,“黄河就是我们的老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数十万公里的野外考察路程,每两三年一次的黄河沿线调查,青海河源的日出,出海口的夕照……一个个坚实的脚印,见证了王光谦和他的研究组的艰辛与付出。（本报记者 丰 捷 本报通讯员 叶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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