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再无芮先生

    芮沐

    法学泰斗、北京大学资深教授，3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芮沐先生生于1908年，祖籍浙江吴兴。他于1932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35年获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回国工作。1941年至1945年任西南联大法律系教授，1947年起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副系主任、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他是我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学科的创始人，培养了大批法律英才，为我国的法学发展和法治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法学是实践科学、行动科学，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这是没有疑问的。法学者的使命是协助我国立法者、司法者在中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我的点滴成就在于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在实践中创立了两门新学科——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并为这些学科的发展竭尽微薄。” ——芮沐

    芮先生已经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路，他的学说影响了中国的法治建设，他的弟子遍及天下。所以，悼念他的文章很多，甚至我的“80后”学生告诉我，在微博上有很多人都转发芮先生的照片，说他是“中国最帅的法学家”。我深信，他的故事将成为传奇，北大的法律人会一代一代口耳相传。

    “我这个导师就是帮你做研究的”

    芮先生指导我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有张罗着学生一起“做项目”，更不要学生“打工”。他常常问学生：对什么领域感兴趣？对什么具体问题感兴趣？博士期间想做什么研究？

    现在指导学生时，我也学着当年芮先生带我的方法，总是问学生：我能给你什么帮助？我觉得当导师不能高高在上，我们给学生指点方向，但更多的时候，是他们的朋友，甚至是他们的“助手”。

    我随芮先生读完硕士，又考了他的博士，大的专业方向还是经济法，但具体研究什么，没有确定。芮先生总是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他对我说：“你写博士论文，是要你做你的研究，不是要你做我的研究。我这个导师就是帮你做研究的。”

    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农村土地法，芮先生当然觉得这个方面的问题很重要，但他始终鼓励我们要把眼光往外看，要研究国际的经验。所以我仔细考虑以后，决定研究香港的银行法。芮先生听了很高兴，他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对内地经济影响很大，我要送你去香港呆一年。

    于是，芮先生推荐我去了香港，当时的系主任张国华教授也帮我写了推荐信。1986年，我来到香港收集资料，开始对香港商业银行法律制度史进行研究。开始我在香港树仁学院，一边讲暑期课程，一边收集有关资料。之后，芮先生又亲自推荐我到一家英国人开的律师事务所实习，在那里可以接触到一些金融法律实务。这个事务所的资料室非常了不起，有很多当时在内地看不到的重要文献，而因为有芮先生的特别推荐，那里的英国老板对我极其客气，上班时间就让我去看书，翻资料，读案例。律所里的秘书们都跟我开玩笑，说我是“老板花钱请来读书的”。在律所里看了半年书，资料也复印了很多，我博士论文的底子打好了。

    1988年底，我完成了博士论文。毕业答辩时芮先生是最早到场的，当时国内很少有专家研究金融法，更很少有人关注香港的银行法，最懂行的或者说有一些相关实务经验的，往往都是解放前上大学或者留过洋的老学者。芮先生把在北京能请来的专家都请到了，7名答辩委员，岁数都在70岁上下。那天只有我一个博士答辩，提问和回答整整进行了一个上午。

    “研究问题，要联系实际”

    先生经常对学生说，“研究问题，要联系实际”，先生还说“不要空洞地就概念而研究概念”。用更形象的比喻来表述就是：“重要的是把孩子生出来，孩子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我认为，先生说的是对的，道理很简单：研究“孩子”，比研究孩子的名字更重要。

    在社会科学领域，要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并非易事。我承认，纯粹的逻辑推理或者概念的思辨，当然也有其价值。但“名”和“实”相比，我们应该更重视“实”，要做实学，真正到社会生活中去发现真问题，真正研究那些实实在在的中国的问题，这才是好的学风。

    芮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要求学生们“要结合实际，研究实际问题”。他在晚年说话很少，但见学生时，经常重复说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最简单不过的大白话，但是，要真正体会，并身体力行，却不容易。“实际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不在书里，除非那书是下工夫的带了血汗的书；也不一定在课堂上，除非那教授是进行了长期积累、长期思考的；也不一定在图书馆里，除非你在图书馆会“淘书”，像沙里淘金那样，将好书“淘”了出来。

    学问一定要结合实际。在实际生活之中，用自己的眼睛，亲眼观察；用自己的耳朵，亲耳听情况；用自己的嘴，与了解实际情况的人面对面谈话。浮在表面，一定写不出有生气的文章。

    这些年来，我对先生的教诲深信不疑。现在，我也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我就直接对学生们说，我也只有这两句大白话。我的先生当年就是这样教我的，所以，我现在也要这样教你们，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个很有些“封建”的道理，大家慢慢就体会了。

    “他能预见三十年后的世界格局”

    从我博士毕业算起，二十三年过去了。当年芮先生要我研究香港金融法律问题的意义，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反而更加凸显。这么多年来，香港一直保持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金融法律的经验，至今仍然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金融法律体系的重要资源。

    我现在也逐渐明白，派我去香港学习并非芮先生的无心之举。芮先生对学科的发展，对学生的培养，是有长远的战略考虑的。先生很少说话，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长篇大论，甚至很少写书写文章。他一辈子不与人争论，也禁止我们发表与人商榷的文章，但他的眼界之开阔、心思之细密，不是我们这些后生所能想象的。

    先生生在旧上海，从小就知道什么叫“国际金融”，后来求学欧美，懂多门外语，对西方的法律制度有很深入的理解。虽然他的才华曾经一度被埋没，但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到来，他就开始作学科建设布局。1981年，芮先生发表了《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问题》，同年招收“文革”后第一批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硕士。1984年已是76岁高龄的芮先生，又发表了《关于国际经济法的几个问题》，将跨国法律知识与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结合起来，1985年，芮先生首次招收国际经济法方向的博士。这些事情，当时关注的人可能并不多，因为先生做事情决不张扬，他就是悄悄地做，把他的学生一个一个送到美国、欧洲、香港去学习，指挥弟子们分别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十几个领域，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写论文、做研究。芮先生从来没有标榜过什么“学派”，但我们这么大一个学科，就在他的手上完成了奠基的工作。我们这些学生的风格，无不受到他的影响，我们的路，都是他给铺好的。

    我深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学生，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当年我们求学时，要想到境外交流，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所能掌握的信息量很小，我们在接受和掌握新方法、新范式的时候也比较慢。所以，我们的学生，学问会更深，成就会更大，他们将亲自见证并且服务于中国崛起为世界金融强国的历程。可是，“他们的老师”却远远比不上“我们的老师”，芮先生走了，我们的老师走了，世上再难找到这样睿智的学者，能够预见三十年后的世界格局。（作者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著名法学家）

    吴志攀教授撰写此文时，又遇父亲病逝，他强忍悲痛完成此稿。他的父亲吴方先生，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曾是芮沐先生的学生，逝世前与芮先生在同一家医院治疗。本刊谨向吴志攀教授致以诚挚的感谢及慰问。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