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改革要推动中国特色学术创新

    学者和办刊人对高校学报出路问题所表现出的热切而持续的关注令我们感动,诸多读者希望进一步展开更为广泛的讨论。鉴于此,我们再次集纳部分学者的真知灼见呈给读者。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高校学报改革路在何方?我们从中国学术创新之路这个角度来讨论可能更有意义,也能够更为清楚地看到前进的方向。从长远的未来看,中国最有可能成为当代世界多元学术、文化及文明的最大创新平台,我把它视为21世纪中国对人类发展三大贡献的“文化贡献”(其他两大贡献是“绿色贡献”与“知识贡献”)。这既为高校社科学报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提出了重大的时代命题。高校社科学报要能够充分反映时代思想、理念、智慧创新,主动引领社会学术思潮和学术导向,积极影响重大公共政策,强有力地对外发出“中国声音”、介绍“中国案例”。

    与更加专业化的社科学术刊物相比,高校社科类学报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中国文史哲研究,这不但是中国高校社科学报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独特优势。中国人文科学特别是中国文史哲就应该成为世界学术的“青藏高原”。为此,高校社科学报要成为反映中华文化复兴的学术创新、学术资源、学术竞争的重要平台。为了改变传统的“自话自说”,加强与国际学术界或同行的对话,可选编精品的文史哲论文翻译成英文或其他外文作为专刊出版,对外发行。

    高校联合办专业期刊是一种在综合集成基础上的创新。我建议,目前先集中精力办好10种专业刊,待时机成熟后再陆续创办其他专业刊。各专业刊也要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例如探索中国道路、中国发展、中国转型、中国影响、中国政策等方面的前沿性研究,通过引入审稿制、约稿制相结合等机制改革,办成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学术期刊,成为联系海内外学者的重要纽带。

    邵汉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不可否认,当前的综合性杂志过多,且存在千篇一律、千刊一貌、千文一调的弊端,大部分杂志的专业化转向势在必然。但是,我们不能把学术杂志的专业化发展趋势理解为可以完全取消综合性杂志。虽然学科细化要求杂志的专业化发展,但是学科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共同问题的多学科思考及跨学科研究,这就需要多学科之间的共同努力。而以发表多学科文章为特征的综合性杂志的存在,就显得尤其必要。而且,综合性杂志如果一窝蜂地走专业化道路,势必会造成大量的重复,从综合性的千刊一貌走向专业化的万刊同调。

    由此,科学把握学术杂志的专业化趋势、精心打造优质的综合性杂志的高端平台,应该是目前学术杂志发展的一个总体原则和方向。

    袁玉立(《学术界》主编):高校社科学报的专业化倾向是对于学报过度综合性缺陷的克服与补救,但这只是纠正与提高我国大学学报总体学术质量低下的一种尝试,且只是一种策略性探讨。问题的本质在于,我国高校社科学报学术质量的整体提高,关键取决于高校科研制度的创新:这种制度创新的导向是否体现了论文自身的学术质量,是否贯彻了“去行政化”的科研成果评价制度,是否尊重了学术人的精神劳动成果。只有在全社会把学术当做一个民族的灵魂,把学报当做一个国家的公共产品时,让堪称学术人的办刊人去办学报,学报的学术质量才可能提高。如果只是把学报当做文化市场的一个行业,当做实现就业的一个岗位或一种职业,把学报中的论文看做“评职称”、“升学位”、“结课题”的一种手段,那么学报的前途和去向自然令人担忧。

    钱荣贵(南通大学《廉政文化研究》执行主编):10多年前,我曾提出“专题化是高校学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近读《光明日报》“高校学报出路何在”系列报道,再次让我陷入沉思:当下高校学报问题何在?体制改革难在何处?理想格局又该是什么样的?

    学报质量归根到底是由社会总体科研水平决定的。当下,论文产出与发表总体上处于“供需两旺”的状况,高校社科学报不是缺少稿源,而是缺少优质稿源。目前的期刊评价体系导致了学术资源的分配不公,85%的学报优质稿源日渐稀少,学术质量当然难以保证。学报改革“知易行难”,难就难在条块分割和利益冲突,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需要的是宏观层面的整体联动。当前,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方兴未艾,出版管理部门应该下更大决心,抓住机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实行整体联动。高校学报也应未雨绸缪,积极寻求出路。我想,这不仅仅是高校学报和期刊业的发展问题,也事关我国学术事业的繁荣。

    范春萍(北京理工大学学术期刊办公室副主任):近日,《光明日报》专题探讨高校社科学报的困境和出路问题,非常好,许多观点也非常有代表性和建设性。其实中国学术期刊绝不只是高校社科学报出现了问题,非常希望《光明日报》的这个讨论能扩展到所有国内学术期刊的视野,上升到国家发展的层面,吸引更多人参与,把问题讨论得透彻一些,对解决问题形成一种推动,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科技繁荣、学术繁荣应该有学术期刊繁荣这个环节。不可想象,一个强国的第一流学术成果都发表在别国的学术期刊上。国家投入巨额科研经费,出一些成果,研究者花高额发表费发表到国外的期刊上,第一时间被国外研究者借鉴和引用,推动别国的科技再发展。然后我们再花高额代价买回国外的数据库,供国内学习和研究者参考引用。而且,按照现在的行业规则,以别国语言发表后,就不能再以本国的母语发表了,如果你翻译成中文再发表,就侵犯了第一发表期刊的知识产权。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从科学技术到人文社科的整个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国内作为学术成果发表和交流平台的学术期刊却被边缘化了,甚至在一些层次上荒芜了,形成恶性循环:学者们越抱怨国内学刊水平低、影响因子低,越花高额代价把辛苦做出的有原创性、有被引用潜质的成果发表到国外去,国内学刊的水平就越低,影响因子越难于提升。

    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需要一个转折点,只有从战略的高度上去认识,从整体上研究,才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国内的办刊环境改善了,学刊健康发展了,才能逐渐提高水平,吸引更多高水平来稿,甚至国外的高水平来稿。总有一天,我们的期刊也能走出国门,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期刊。（本报记者 薄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