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27日电(记者冯永锋)在探索环保新道路过程中,环境科技发挥了哪些作用?如何评价?面对“十二五”繁重的环境保护任务,如何构建强大坚实的科技支撑体系,以满足探索环保新道路的新要求?针对以上问题,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指出,最大的潜力在于科技支撑。
周生贤说,“十一五”环保工作的最大亮点是在经济增长超过预期的情况下,全面完成“十一五”环保规划的各项任务,污染减排目标提前实现,环境科技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实践表明,结构调整潜力相对有限,末端治理潜力有限,唯有科技进步的潜力无限。专家研究显示,在二氧化硫减排量中,末端治理贡献率为8%,结构调整贡献率为26%,技术进步贡献率为66%。“十一五”期间,国家新发布502项环保标准,进一步提高了污染排放要求,专家测算,仅此一项,火电行业二氧化硫削减率达18.2%。技术进步提高污染治理水平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北京市控制机动车排气污染的实践。1998年北京有135万辆汽车,处于相对饱和状态,排放了全市80%以上的一氧化碳和40%以上的氮氧化物,致使部分城区出现了光化学烟雾的征兆。为此,北京市断然采取措施,逐年实施日益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标准,推广电喷技术和三元催化转化技术,使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降低90%以上。到2008年奥运会时,北京市的汽车保有量达到318万辆,而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达到274天,占全年总天数的74.9%,比2000年增加了97天,提高了26.5个百分点。如果没有电喷和三元催化等治理技术上的突破,没有环保标准的推动和引领,我们很难想象,北京会甩掉机动车“黑尾巴”,会如期实现“绿色奥运”的梦想。
周生贤指出,随着未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我国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排放的任务异常艰巨。2020年,如果保持2000年的环境质量,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倍到5倍,单位GDP环境影响要降到2000年的1/4;如果要求环境质量在现有基础上有明显改善,则资源生产率必须提高8倍到10倍,单位GDP的环境影响要降到2000年的1/10。可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资源的衰减、退化、枯竭,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严重障碍。
周生贤透露,“十二五”期间,构建环保新道路的科技支撑体系的主要任务是着重建立4个体系:一是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其主要任务是开展环保新道路的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二是环保标准规范体系。其主要任务是建立健全与探索环保新道路相适应的技术法规体系,为监督执法和环境管理提供技术保障。三是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其主要任务是以解决环境管理制度实施缺乏技术支撑问题、提高环境管理有效性为目标,建立起科学、有效的、与我国环境管理相适应的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增强环境技术创新能力和对环境管理的技术支撑能力,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四是环保产业培育体系。其主要任务是构建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环保产业培育体系,为环保事业提供物质保障,环境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环境服务业收入达到环保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重大装备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在几个主要领域的贡献率达到60%-80%,成为世界上环保产品与服务贸易重要出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