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观(或天道观)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这一研究中,几乎没有人会提到王阳明。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并把《大学》“格物”诠释为“格心”,因而其哲学被称为“心本论”,似乎他只讲“心”的存在,而否认自然界事物的存在,排斥自然知识。其实,王阳明只是从道德的方面讲心与外物的关系,以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心”,因而要求“格心”。王阳明讲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并不是他看不到竹子的自然生长之理,而是在他看来,研究自然之物并不能明了道德之理。他还说:“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显然,他还是承认可以“格得草木来”,只是在他看来,草木的知识无法达到“诚得自家意”,上升到道德的心性层面。可见,王阳明并没有完全否认自然界事物的存在,忽视自然知识,而只是认为自然界事物、自然知识与人的道德修养并无直接的关系。因此,只能说王阳明在道德心性修养方面忽视自然知识,而不可以为他完全否认了自然界事物的存在而排斥自然知识。
王阳明虽然从道德心性修养的方面强调“格心”,要求把握心中的天理,但是又认为,仅仅于此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去认知天下事物,包括自然界事物。他说:“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传习录下》)在王阳明看来,圣人首先应当“本体明白”,然后再去认知天下事物;同时,“本体明白”,只是“知个天理”,不等于知得天下事物;而天下事物,包括自然事物,是非常复杂的,“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传习录中》)。王阳明还说:“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传习录上》)一方面,如果没有道德心,即使掌握了丰富的自然知识,也没有意义;另一方面,自然知识也很重要,不可全然不理,但道德心与自然知识二者是有先后之分的。由此可见,王阳明在从道德修养方面讲“格心”的同时,还从更广阔的角度强调自然知识之重要。
事实上,王阳明是很重视自然知识、重视天道的。他曾说:“古之君臣,必谨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气运,以警惕夫人为。故至治之世,天无疾风盲雨之愆,而地无昆虫草木之孽。”(《气候图序》)认为君臣治国,应当研究天道,遵循天道,以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关于天道,王阳明也曾有一些论述。他指出:“天地一元之运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分而为十二会;会分而为三十运;运分而为十二世;世分而为三十年;年分而为十二月;月分而为二气;气分而为三候;候分为五日;日分为十二时;积四千三百二十时三百六十日而为七十二候。会者,元之候也;世者,运之候也;月者,岁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运,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谢,气化人物之生息终始,尽于此矣。月,证于月者也;气,证于气者也;候,证于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气为立春,为雨水;其候为东风解冻,为蛰虫始振,为鱼负冰,獭祭鱼之类;《月令》诸书可考也。”(同上)王阳明的这段关于“元”、“会”、“运”、“世”、“年”、“月”、“气”、“候”、“日”、“时”的天道观乃至自然物候变化的论述,吸取了邵雍的天道观以及历代历法家的思想。
王阳明于龙场悟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忆说》”(《年谱一》)。在这里,王阳明以为从外部事物中求取道德之理是错误的,但并没有否认外部事物有其自身的道理。王阳明的《五经忆说》在对《易经》的《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的诠释中,也表达了对于天道的看法。他说:《恒》,所以亨而无咎,而必利于贞者,非《恒》之外复有所谓贞也,久于其道而已。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无不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滞而不通,止而不动之谓也。是乃始而终,终而复始,循环无端,周流而不已者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昼而夜,夜而复昼,而照临不穷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时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复春,而生运不穷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这一论述反映了王阳明的天地周而复始、循环无端、常久不已的天道观,亦可看出他实际上承认自然界事物有其自身的道理。
虽然王阳明有一些关于天道和自然知识的论述,但是,他更强调的是道德的方面。他说:“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传习录中》)儒家经典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天道和自然的知识与思想,作为儒家学者,王阳明不可能不对此做出诠释。《尚书》讲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讲舜“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包含了古代天文学知识与思想。王阳明的诠释,在认同这些知识与思想的同时,更强调从道德的方面加以发挥,以为更为根本的在于“敬授人时”,在于“仁民之心”。所以,在王阳明的著述中属于道德方面的内容较多,而属于天道自然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但这并不说明他否认自然界事物的存在,排斥自然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的后学罗洪先是一位有成就的地理学家。罗洪先曾经指出:“儒者学在经世,而以无欲为本。惟无欲。然后出而经世,识精而力钜。”(《明史·罗洪先传》)正是在这一理念引导下,他“甘淡泊,练寒暑,跃马挽强,考图观史,自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下逮阴阳、算数,靡不精究”,并且还编撰了《广舆图》,被科学史家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在我国地图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下集“罗洪先”)。此外,明末清初以阳明学为宗的黄宗羲不仅精通天文历算,而且对西方科学也有深入的研究,撰著了大量科学著作,形成了丰富的科学思想。这些亦可说明阳明心学与科学并不相斥。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