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火箭提供动力源

    当火箭将卫星或飞船送入太空时,那一刻是激动人心的,那一刻,不知您想过没有,中国火箭的动力源自哪里?是谁研制了火箭推进剂?这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化工科学家、中国火箭推进剂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俊贤的名字。

    国家的需要高于一切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两弹一星”及其推进剂研制计划。1960年6月,组织上抽调30岁出头的李俊贤到北京化工研究院第五研究所工作,加入到高能推进剂研制队伍,先后担任火箭推进剂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正是从那时起,李俊贤的名字与中国火箭的动力源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五所承担了包括偏二甲基肼(性能良好,被长征系列火箭选作主推进剂)在内的四个课题。由于资料缺乏、经验不足、基础薄弱等原因,课题进展不大,大家感到压力很大。“‘两弹一星’是个大系统工程,推进剂的研制必须先行,若我们承担的任务稍有延误,将严重影响整个工程进度。”李俊贤回忆说。

    李俊贤和研究室的同志争分夺秒地干了起来。在一一分析偏二甲基肼的20多种制备方法、筛选出可能工业化的路径后,他们决定集中力量研究毒性很小的液相氯胺法。氯胺法制偏二甲基肼分为气相法和液相法,气相法合成液中偏二甲基肼含量较高,而液相法得到的含量较低,因此上级下达了集中力量开发气相法的任务。在进行气相法试验中,李俊贤发现了一些在当时条件下难以解决的困难。经过反复对比、试验两种方法,他得出了“液相法已有一定基础、选择液相法反而能在短期内提供大规模生产所需技术数据”的结论。

    不按上级要求的气相法进行试验,是要承担责任风险甚至受到批评的——对此,李俊贤心里十分清楚。但在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关键时刻,他没有去过多考虑个人的得失。

    经过近半年的埋头苦干,他们的“秘密研究”取得了成功。消息被上级知道了,不过他们不但没有被追究“违纪”责任,反而得到了认同和支持——1964年,液相氯胺法制偏二甲基肼被评选为中国工业交通战线十大成果之一。

    1966年6月,肩负着周总理的重托,李俊贤告别北京,来到青海省一个山沟筹建化工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以“誓将卫星送上天”的豪迈气概,建造出中国第一套氯胺法制偏二甲基肼装置。此后,利用李俊贤等人多次完善后的技术,我国相继在不同地区建设起多套偏二甲基肼生产装置,保证了国防和航天工业的急需。

    “保军转民”闯新路

    1978年,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黎明化工研究院整体由青海迁往洛阳。时任黎明院院长兼总工的李俊贤,在改革的全局中关注着黎明院的发展方向:“保军”是黎明院的大局,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转民”是黎明院转型为企业的必然,只有“转民”工作做好了,企业发展了,“保军”才有更坚实的基础。当时,他敏锐地看到,中国汽车工业国产化只是时间问题,于是,他确定了黎明院“保军转民”的主攻方向,将发展目标牢牢锁定在研发国内大量急需且尚无自主知识产权的胶粘剂和聚氨酯两个产品项目上。

    1986年,黎明院的聚氨酯反应注射成型技术被国家列为“七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开发了汽车用自结皮方向盘、填充料仪表板、微孔弹性体挡泥板等5种制品;又经过“八五”攻关,共取得52项科研成果,其中22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利用李俊贤等人的科研成果,黎明院成为了中国聚氨酯行业重要的研发单位,长期担任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理事长单位,经过技术的产业化,可以生产出多品种民用聚氨酯材料,真正实现了“企业大发展,百姓得实惠”的目标。

    桑榆未晚霞满天

    李俊贤常说,要想在科研上获得成功,就要甘于奉献、耐得住寂寞,一生保持勤奋、严谨的工作作风。“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够多了,像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党的十五大代表……我还想要什么呢?”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李俊贤说自己只想把工作做好,快点让国家用上,没想过要获什么奖。因此,无论是在过去激情燃烧的岁月,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都痴心不改地坚守着,追求着……

    在建设中国第一套氯胺法制偏二甲基肼装置的日子里,李俊贤坚决服从组织调动,舍弃北京的舒适生活,走进低压缺氧的高原深处。吃的是盐水煮蚕豆和青稞粉,住的是干打垒和大通铺。用青稞粉蒸出的馒头总是熟不透,粘在嘴里难以下咽,吃多了又肚胀难受;冬天刮风下雪时,大家只能裹紧衣被,互相拥挤着抵抗窗外的严寒。

    在聚氨酯研究中,李俊贤处于领导、指挥地位,一些关键问题都是他亲手解决的,但在申报成果时,他却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勾掉。对此,黎明院科技部副主任时国珍深有感触:“目前院里围绕聚氨酯开设的课题多达200项,经过鉴定的有78项,其中26项获得各种奖励,却都没有出现李院士的名字。”

    在职称评定、项目评估评审、论文鉴定等活动中,李俊贤坚持秉公办事,从不开“后门”;对于“送红包”、学术造假等不正之风,他更是嗤之以鼻。据同事们讲,按照黎明院规定,李院士外出可以派车接送,可只要时间允许,他总是和大家一起乘公共汽车。办公室为他订阅的报纸,他下班带回家看,上班时再带回来,以便集体回收,从不把单位的一张报纸留在家里。

    李俊贤如今已83岁高龄。早在1984年,他就主动提出退出院领导岗位,专心从事科研工作。在为他庆祝80寿辰时,黎明院曾恳请老人家不必每天都来上班,可以在家边休息边为党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尽管组织上的决定已生效3年了,李俊贤却坚持天天上班,早来晚走——他为科技事业奋斗的热情更加强烈了。

    已过耄耋之年的李俊贤本该茶香饭淡,儿孙绕膝,但他却说自己享受不了。“呆不住的,还不如在图书馆、办公室查阅些资料,既了解了最新进展,也能为单位提点建议,自己也好有个精神寄托。”

    不过,这辈子李俊贤也有感到愧疚和遗憾的事。“我1959年与老伴结婚后,很少考虑家人,没给老伴买过衣服,没给孩子辅导过功课——最遗憾的是,没能让他们呆在北京过舒适的生活。”

    这就是李俊贤。从他身上,我们理解了什么是人生的真谛。(本报记者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