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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庄子·外篇·天地》
知道自己犯傻的不算太傻，知道自己看不准拿不稳的不算太糊涂。真正的愚痴糊涂是一辈子也明白不过来的。三人同行，有一个人糊涂，也许人们还可以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因为糊涂人是少数；两个人犯傻，就不好办了，因为糊涂人成多数了。如今这世道，整个天下都糊涂啦，我虽然有点见解，有点救世的用心，照样起不了作用。太可悲了！
庄子居然早就对于多数少数问题有所思考，他提出了多数的愚蠢的可能性，客观上通向多数的暴政的可能性，多数与智商并非成正比的问题，这里有点易卜生主义的味道。他抨击对于多数的迷信，也有尼采的光彩，尼采曾经宣布：“我是太阳。”
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荂（fū），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以二缶钟（或作二垂踵）惑，而所适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释之而不推。不推，谁其比忧！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庄子·外篇·天地》
宏大的音乐对于市井里弄之人来说并不入耳，而折杨、皇荂一类流行小调，人们听了就能咯咯地笑起来。所以说真正高超的言论不能在人众心中留下位置，至理名言也不能流传广远，倒是俚俗的说法热热络络。把两个瓦罐一个铜钟放在一起敲打，钟声就被干扰，听不到理想的乐声了。如今糊里糊涂者是以普天下计的，我虽然有观点有愿望，又怎么能达到目的呢！明知其不可还要强使劲，这不也是一大糊涂吗？算了吧。不要妄想去推行推广了，放弃了对于大道真理的推行，也就没有谁与你一道发愁了！丑八怪半夜里生个孩子，急忙取火烛来照映，诚惶诚恐，唯恐孩子长得像自己。这又有什么用呢？随他便不是更好吗？
一上来讲最好的音乐并不如通俗小曲，易于被人众接受，令人想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关系问题。毛针对的是从上海亭子间来到解放区的文学人，他鼓励他们与群众结合，而不要自命不凡。但毛主席在他的晚年，也常常讲到真理可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是讲他自己，他晚年所主张的某些“继续革命”的理论，难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这里的庄子，与老子的和光同尘说、知白守黑说有点不同，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的特立独行与独树一帜。他认为他是那个三人行中的唯一识路者，是被两个瓦罐扰乱了的那个铜钟。他还不无怨忿地大讲又一惑也。与世俗对着干，岂不是糊涂上加了糊涂！讲起这些问题来，此处的所谓庄子，有几分气儿。
丑人怕孩子丑的说法极具黑色幽默色彩，自己已经丑八怪了，只好认命，还管到孩子后代那边去，岂非更加自寻烦恼？人的烦恼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管得太宽，操心过度。庄子发完牢骚再自我安慰，美就美，丑就丑，糊涂就糊涂，明白就明白，明白人帮不了糊涂虫，糊涂虫也灭不了明白人，丑人变不成美女，更管不了孩子长成什么模样，也就不劳操心选美活动的进展。明白人打不开糊涂人的脑筋，也就不必关心人众的智力开发，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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