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东方哲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东方哲学研究，历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能够贯通东方各国、纵览东方哲学概况的扛鼎之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远和、李甦平、周贵华、孙晶主编，有全国近四十位东方哲学专家、学者参与撰写的《东方哲学史》2010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既是我国学术界全面系统地探讨东方哲学所取得的可喜可贺的重大成果，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东方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件重大事件。该书共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五卷，除“总序”、“附录”、“后记”外，各卷分南亚、西亚北非、东亚三编，又分印度哲学、古埃及·巴比伦·巴勒斯坦哲学、斯里兰卡等国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中国哲学、朝鲜半岛哲学、日本哲学、越南哲学诸篇，共计126章，280多万字。其内容涵盖东方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哲学体系，囊括众多哲学思潮、学派、代表人物的哲学学说，全面地介绍和反映了从古代到现代的东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与整体面貌，从广度和深度上展现了东方哲学独特的思想性质与内容，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我国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与最高学术水准的完整的东方哲学通史。该书的出版，无疑在我国东方哲学研究史上具有拓荒性质，不仅标志着东方哲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为东方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标志着我国东方哲学研究学科的成熟，形成了完整的学科规模，并在世界东方哲学研究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

    一

    《东方哲学史》在地理上涉及整个亚洲以及北部非洲，包括三个大文化圈，即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以及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系统反映了这三大区域的古今哲学。

    从时间看，《东方哲学史》具体梳理了从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20世纪、上下约五千年的东方哲学发展面貌。在三大区域哲学中，东亚哲学包括中国哲学、朝鲜半岛哲学、日本哲学与越南哲学；南亚哲学主要包括印度哲学、斯里兰卡哲学；西亚北非哲学主要包括西亚哲学以及埃及哲学。分成这样的三大区域处理是因为在这三大区域形成了东方主要的三大文化/哲学传统，即东亚的儒、释、道合一的文化传统，南亚的吠陀奥义书文化传统，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文化传统。而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东南亚地区在古代主要受印度文化传统影响，但在近世则被伊斯兰文化扫荡，转变为主要依附于伊斯兰文化，没有自己的文化独创性，因此，在该书中暂未反映。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中亚地区与北亚地区虽然在地理方面有其独立意义，但由于历史上是游牧民族生活之地，在文化方面没有独立性，因而在“东方哲学”的范畴内一般不单独叙述，故在该书中也作忽略处理。

    虽然《东方哲学史》力图反映东方广大地区的众多国家的哲学史，但并没有按照国别哲学史的形式来纵向叙述，而是打破东方各国的国别界线，以时间为纵轴，按照历史的阶段性，在每一阶段再横向叙述。这样，东方哲学史就构成了一种横—纵结构的撰写体例或风格。单纯地采用国别纵向形式，缺点之一是各国（地区）的哲学发展不仅在时间先后上而且在哲学深度上不平衡，因此其重要性差别甚大，无法也不能平等处理，如强行将各国哲学史并列，会造成主次不分的弊端；二是既无法反映和体现各国（地区）间哲学的相互影响和互动，又不能揭示出东方文化的几大文化的流布情况与动态发展。该书采用横—纵结构的体例形式，避免了上述不足。

    有鉴于上述情况，东方哲学整体地依照时间轴顺次来划分阶段就显得极为重要。换言之，阶段划分的妥当与否，将直接影响整个东方哲学在时间与空间展开的合理陈述。《东方哲学史》在关注和处理此问题时的基本出发点有二：一是东方哲学整体的发展起伏或者说兴衰；二是东方哲学的三大主要传统即印度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兴起、发展与传播。这两个因素当然不是相互独立的、毫不相干的，实际上东方哲学整体的兴衰与东方哲学的三大主要文化传统密切关联。因此，在规划东方哲学的发展阶段时，要论述和反映东方哲学主要传统的兴起、发展与传播的脉络。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在横断面上的划分，就必须以这些主要文化传统的流布范围作为区域分划的前提。虽然这些主要文化传统之间不仅有巨大的相互影响、互动，而且也因此改变着对方的文化生态与文化内容，甚至发展方向，但既然称为主要文化传统，就说明外来的冲击并不会造成摧毁性的扫荡，而只能是被吸收，即被融入固有传统，形成一种亦旧亦新的文化形态。比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自中古时代起增加并改变了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方面，这虽然使之带上了较为浓重的印度文化色彩，但并没有真正造成印度化，而只是在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规范下对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丰富、扩展与深化，而形成了中国的儒、释、道合一的新文化传统。在此意义上，可以看到横断面上的区域划分必须与三大文化传统的主要影响范围一致。这样，每一阶段可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来叙述，即以印度文化为核心的南亚哲学区域，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哲学区域，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西亚北非哲学区域。以此三大文化和合的东方哲学随着历史演进而变化发展，呈现出一种立体的生动形态，或者三者皆在高潮、三者皆在低潮，或者互不一致而显现峰谷高低不同。正是根据东方哲学的整体发展变化形态，该书将东方哲学史分为五大历史时期，即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以涵盖东方约五千年的文化史。

    五分期的划分在总体上是依据东方文化的三大主流文化传统的盛衰确定的。具体而言，三者中每一主流文化都基本上经历了两期文化。其中，第一期文化历经了兴起、成熟与衰落的过程，这相应于上古、中古与近古三个时期；第二期文化只历经了兴起与成熟，还没有衰落出现，这对应于近代与现代。

    结合前述的东方哲学的主流性、区域性以及发展的规律性，东方哲学史的五分期包含有三个基本内容：一是时序上的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五阶段；二是在空间上的南亚、东亚、西亚北非三区域；三是文化上的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三系统。而且，文化上的此三系统的交融可以说是整个东方哲学史在内容结构方面的主线。

    根据五分期，可将三大区域的哲学发展都纳入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五阶段，但这种阶段的区分必须照顾到各区域的哲学发展状况，因此不能在时间上硬性地切断，要根据各自哲学发展的起伏而自然地设定。这样，在各阶段，各个区域进入与结束某一阶段的时间是不定的，而且在各个区域内部的各个国家（地区）的哲学发展也是如此。 

    东方哲学的上古时代开始于有记载的文化起源时期，而终止的时期一般是以重大的政治或者文化事件为标志。这在各个区域甚至各个国家（地区），都不同。一般在西亚北非、印度、中国，有记载的文化起源时期都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其中埃及最为久远，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上古时代都包含了三大区域的文化轴心时代，而其下限并非都终止在轴心时代之内。在中国，上古时代终于秦朝的建立，即中华大一统实现之时，约在公元前3世纪初。此时也是诸子百家争鸣时代的结束之时。而在东亚其他国家（地区），上古时代终结线划在中国儒、释、道文化传入之前，因为此后其文化发生转型。在印度，上古阶段结束在与吠陀文化因素相对立的沙门文化兴起之阶段。因为此时印度的正统文化的主要因素以及非正统文化如佛教、耆那教的文化因素皆已经具备，在此后即是发展成熟阶段。西亚北非的本土文化后来都被伊斯兰文化取代，因此其上古时代的下限统一划在了公元7世纪，这比其他区域的同阶段下限都要晚得多，甚至比中国与印度晚约千年之久。

    东方哲学的中古时代，是东方主流文化第一期之成熟，或者说是高潮阶段。与上古时代唯是本土文化兴起与原创不同，中古时代除印度外，外来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主流文化，而酝酿与激发起新型文化。在中国，经过了西汉董仲舒之儒学与魏晋王弼、郭象之玄学，第一期中国本土文化达到其成熟；而在南北朝佛教走上中国文化舞台，并在隋唐时期实现本土化，而道教则摄入佛教因素强化了思辨方面；儒家文化在唐朝借助佛教的激发也开始复兴。这些都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形态——儒家文化在宋代的发展与成熟准备了条件。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古时期。在印度，在中古时期的正统与非正统文化都达到成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六派哲学以及佛教大乘哲学。在正统哲学的主流吠檀多哲学理论发展高峰过后，印度文化向信仰化转变，此即是中古时代的终期。在西亚北非，伊斯兰教兴起后很快迎来了伊斯兰哲学的高峰，而当其最有成就的受古希腊哲学影响的阿拉伯世俗理性哲学衰落时，文化主体的衰落已不可避免。

    东方哲学的近古时代在印度与西亚北非都是哲学发展的低潮期。这种低潮是以思辨化向信仰化转变为其标志的，在这两大区域一直延续到近代，即西方加快其在东方侵略殖民之时。在西亚北非是在18世纪末，在印度是在19世纪上半叶。而在东亚，近古时代也是终止于西方的侵略加剧阶段，即19世纪中叶。此时的东亚哲学与印度、西亚北非的哲学停滞相反，呈现出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中国主要是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在朝鲜半岛主要是以李退溪、李栗谷为代表的性理学，在日本是蓬勃发展的种种流派之近世儒学。从前文所述可知，虽然各个区域的近古时期起线不同，但其终止皆以西方世界的侵入为标志。

    东方哲学的近代阶段的起始意味西方文化对东方世界的影响与改造的开始。西方文化在东方世界被视为洪水猛兽，受到了坚决的抵制，但其影响在各大文化区域却差异甚大。在以伊斯兰文化的宗教意识形态为主体的伊斯兰世界拒绝与西方文化相融，直到现在这两种文化在伊斯兰世界仍处于激烈的冲突状态。在中国，西方文化虽然遭到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拒斥，但现代性对儒家的宗法传统而言是一个无法消解的对手，因此，从近代开始，儒家文化传统渐渐淡出，西方文化作为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开始改造乃至塑造中国第三期文化。但在印度是另外一种情形。在经过早期阶段的文化抵制之后，印度主流文化的吠檀多主义由于其特殊的容受性，很快开始尝试将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融摄在内，逐渐形成新吠檀多主义。

    东方文化的现代阶段是指20世纪。在此阶段，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在经过近代阶段的冲突后，开始形成成熟的融合形态。这在印度现代文化中表现最为突出，不仅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本有文化特色，而且还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优势因素，创造出以印融西的新文化形态——新吠檀多文化。中国则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融摄西方文化，创造出了新儒家哲学、新佛教哲学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伊斯兰世界，虽然传统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大多被打破，西方文化在社会生活、政治与经济领域占据主导，但宗教领域仍在抗拒西方的影响，这导致了现代的伊斯兰世界在文化上的分裂状态。

    二

    总体来看，《东方哲学史》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特色：

    1.是我国第一部大型东方哲学通史，具有权威性。该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从1999年立项至2009年撰写统稿完毕，历时长达10年，可谓“十年磨一剑”，是一部汇聚了研究印度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中国哲学、朝鲜半岛哲学、日本哲学、越南哲学、南亚哲学等中国学术界的前沿专家、学者集体智慧的创作结晶，也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而深入地考察和梳理了东亚、南亚、西亚北非三大文化区域从古至今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与整体概貌，是一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的皇皇巨著。

    2.内容丰富，多有创获，填补了中国东方哲学研究的学术空白。这不仅反映在东方哲学的规模与范围上，而且体现在具体国家与地区的哲学内容上。例如：在全球化的当代，越南哲学越来越引起了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学者的重视。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外学术界甚至越南学术界都没有出版过一部关于越南哲学史的专著。该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完整地将越南哲学的发展脉络作了爬梳和探讨，勾勒出越南哲学发展的全貌，从而彰显了越南哲学所具有兼容性、主体性与实用性、法哲学丰富的特点。还有对南亚佛教哲学中的代表人物——觉音的“解脱论”、“心色说”、“缘起说”的阐发，对反映日本传统文化内核的神道教的论证与对日本现代哲学特别是京都学派历史哲学的分析，对中国现代新佛学及港台新儒家的涉猎和介绍，对印度非佛教哲学、古埃及哲学、古波斯哲学和古巴勒斯坦哲学的论述、探讨，都有客观、平实、公允而富有创见的评介。在中国，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对东方哲学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因此，该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拓荒与填补空白价值。

    3.体例新颖，富有启发。一方面，该书不是按照传统的国别哲学史形式来撰述，而是采用横—纵结构的体例形式，依据文化区域以及其共同特点，对东方哲学的整体发展阶段予以划界，既揭示了东方哲学的整体特点以及各国哲学的异同，又反映了各大区域及其内部的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发展的具体面貌。另一方面，该书着重考察和梳理了东方各大区域文化之间、各国哲学思想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以及其内在相互影响。首先是通过界定“东方”、“东方学”、“东方哲学”的概念，区分文化区域，来梳理和探讨各大区域内哲学的影响模式，确立主导的哲学文化中心。其次是考察和揭示了各大地域间哲学思想的相互影响、互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次大的文化传播：一是基督教的西传，以及中国的千年佛经翻译运动与西亚的百年翻译运动所代表的东西方第一次文化传播；二是近现代西方政治与科学文化思想的全面传播。这无疑为后来者在大哲学史研究方面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新路径。

    4.揭示和彰显了东方哲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性。具体可以归纳如下：（1）东方哲学的奠基期与成熟期，相当于东方哲学的上古与中古时期，代表了东方哲学的第一次高潮期。奠基期是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正对应卡尔·雅斯贝斯所提出的“轴心期”。在东方哲学第一次高潮期的奠基期后，紧接着出现了成熟期。成熟期是指对东方哲学第一次高潮期的奠基期所出现的哲学思想的深化与系统化的发展期，其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2）东方哲学的不平衡发展期。这是东方哲学的近古时期。印度哲学与阿拉伯伊斯兰哲学开始衰落，而中国哲学及其周边的朝鲜半岛哲学、日本哲学则继续繁荣发展。（3）东方哲学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期。这是东方哲学的近代时期。自19世纪始，西方的入侵使东方各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民族危机；与之相伴，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出现了西学的全面“东渐”传播与东西文化的碰撞。（4）东方哲学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期与东方哲学的转型期。这是东方哲学的现代时期。如果说近代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期，那么到了现代，在东西文化碰撞的基础上，结出了东西文化融合的硕果。这就是东方哲学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期中出现的又一次高潮。

    5.篇幅简繁得当，重点突出。该书根据东方的东亚、南亚与西亚北非三大区域的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与意义来安排内容。从区域上看，该书是以东亚、南亚与西亚北非三大区域为范围来撰写和叙述的，在篇幅的安排上既要充分关照这三大区域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又要考虑这三大区域相对于中国的关联情况或者说意义，所以是东亚篇幅较大，南亚、西亚北非篇幅较小。从时期上看，在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各个时期，三大区域间的哲学发展是不平衡的。例如：在近古由于转向虔信，印度哲学急剧衰落，故南亚所占篇幅较少；在近现代，由于东亚、南亚哲学的发展在融合、转型方面较为成功，但在西亚北非，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民族独立一直是主旋律，哲学的发展势头较弱，因此，在近现代卷中关于西亚北非的哲学内容就较少。关于在东方各个区域内部的哲学发展的不平衡，该书也通过篇幅安排而客观地反映出来。比如：在东亚区域内部，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占主流，所占篇幅最大；在南亚，印度哲学所占篇幅最大；而在西亚北非，由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优势地位，在篇幅上占据最多。(方国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