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不用慌

    今年的“用工荒”、“招工难”比以往都来得早、来得猛。春节过后，“用工荒”现象不断被媒体报道，且产生了放大效应。“用工荒”传递出一个信号，“刘易斯拐点”可能真的来了。

    所谓“刘易斯拐点”，通俗地说，就是指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一概念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而得名。

    其实，“用工荒”并不是今年才有，几年前沿海地区就频频上演“用工荒”，而2009年长三角的“用工荒”越来越严重，有国际金融危机见底，外需回暖使得服装、制鞋、电子等传统行业的外贸订单猛增的原因，也有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上演“民工争夺战”的原因。

    近几年，随着原有的劳务输出地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不少工人已在当地就业，不愿再回到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回流”的苗头。而这一苗头，上升为今年用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1年春节前后，不单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许多城市闹“用工荒”，原为农民工输出大省的重庆、四川、湖北等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也面临用工荒。中西部地区对民工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几年前政府频频出面帮助农民工赴东部沿海务工，输送剩余劳动力,到如今企业与当地政府联手“截留”农民工，东西部对农民工的争夺战在今年显得尤为激烈。

    一则媒体的报道很有典型性：由于用工形势严峻，浙江绍兴市就业局节后一上班就积极与劳务输出地重庆、四川联系，提出劳动力输送请求，没想到被重庆市涪陵区直接谢绝。“我们自己都缺人，哪里还能大规模组织人员外出打工？”而在5年前，作为劳务输出基地，涪陵区每年约组织3000人赴东部沿海务工。2009年以来，随着富士康等从东部转移来的制造企业落户重庆，劳动力需求量增加，今年初约需招工1万人。

    为了留住工人，内地企业和政府在客流密集的火车站、汽车站树起本地企业的招聘广告“围追堵截”，打出高薪高福利的“待遇牌”、方便子女入学的“温情牌”乃至帮助家乡发展的“煽情牌”。

    抢工人，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企业的薪水和福利条件不断提高。而在这种争夺中，中西部地区的优势显现。随着沿海制造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社会综合环境不断改善，地区劳动力工资差距正逐渐缩小，因此劳动力出现回流在所难免。

    东部省份难于提高农民工的薪酬待遇，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速度缓慢，东西部还没有形成错位竞争。因为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而形成了沿海地区同内地竞争同等层次农民工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遇到了“人力资源瓶颈”。

    如同经济发展中的共生现象，伴随着“用工荒”，“用工难”问题也同时出现。许多企业技术要求高的工种、岗位，仍然难以招到人，许多企业先进设备找不到熟练、合适的高级技工。有专家说得很形象：“现在的缺工是劳动力剩余情况下的用工短缺。”从总量上来看，许多内陆省份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仍然很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仍然是目前的主要矛盾”，劳动力剩余的部分主要是农村文化水平低的闲散人员，他们大多只能找打零工性质的工作。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现在，也有不少专家认同。在“用工荒”现象由暂时的、地区性的问题转变为全局性的问题之后，需要各地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和影响。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早晚的事，但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次“重生”——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却日益紧迫。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重要的是实现产业升级，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有专家指出，“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优势已经丧失。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到2030年仍有9.7亿，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仍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虽然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就全国而言，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然而，未雨绸缪也绝不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