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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今年已是第九年举办，《感动中国》初创时是一种什么背景？怎么想到用“感动”两字作为品牌内涵？
梁：《感动中国》属于人物类年终盘点节目。2003年是《东方时空》创办十周年，大概是2002年秋天的时候，我们想尝试求新求变，就想到了年度人物评选这种方式，希望从年度人物入手，梳理过去一年什么人什么事对公众有影响。
有了想法，但是从什么角度进行评选？如何评选？大家心里的确没底，也没经验可循。
从最早的讨论开始，各种有激情的想法开始碰撞。讨论到最后，大家有了一个简单的共识：“梳理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发掘新闻事件中的主角，感性地刻画历史瞬间，放大历史细节”，这应该是“感动中国”最早的“核”。
有了“核”，然后再打磨“细节”、“瞬间”、“故事”、“感性”这些关键词，最本源的东西——情感就浮出来了。“感动”两个字随后就蹦出来了。
《感动中国2002》是我们制作的第一期节目，那些当选的人我都还记得。有郑培民、张荣锁、王选、张瑞敏、刘姝威、张前东、赵新民、姚明、黄昆、濮存昕。我们当时只求一个内在的东西，那就是感动。这种设计在2002年，还是非常独特的。
记者：《感动中国》被人们称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感动”两个字就是体现精神倾向的。那么，怎样才算是感动，怎样才算是“感动中国”？
梁：“感动”这样一个词，可以说是非常感性的。它会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如果你问一个人：除了悲伤，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你流泪？他的回答可能非常出乎你的意料。如果每个人都把这个理由写出来，可能是非常奇妙的。而且“感动”也是一个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事。过去感动的事，你现在可能只是会心一笑。年轻时候无动于衷的，年纪大的时候，会突然被触动。
我们提倡的感动，不是文学家、美学家所说的那种细微的、个体的感动，这应该是一种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属于一个巨大社会群体的心理体会，能够向社会传播，也能够让受众接受认可的一种情绪和价值判断。
具体说，它首先应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有坚持不懈的改革创新精神，有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传统。在我们年度人物里，比如钱学森、钱伟长，这都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我们向科学家致敬，因为他们的成就，更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改革创新精神。更多的来自基层的平凡人，比如今年的郭明义、刘丽、王万青，都是非常典型的利他主义。
记者：作为媒体人，常年与冷静客观的新闻打交道，《感动中国》这样一个情感丰富的节目，是不是也给您本人带来特别的感受？
梁：正如我前面说的，这是一个和传统电视新闻非常不一样的节目。做这样的节目，需要客观冷静的眼光，也非常需要热情，这种热情不是工作热情，而是作为一个人，他内心所拥有的善良、责任和激情。
说实话，这是我非常偏爱的一个节目。节目的制作过程非常艰辛，但也非常愉快。我们的主持人敬一丹、白岩松每次在节目开场的时候都有简单的表白，非常有特点。比如，今年他们说：
还是这个季节，还是这个时间，还是对温暖的渴望，还是您期待的目光。
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总要有一些不变的东西，让我们向前走的时候，会更踏实。
这都是发自他们内心的话，观众期待这个节目，主持人期待，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期待。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温暖，一种来自人内心的力量。感动人物的作为，正是这种温暖和力量的源泉。
因为节目的特质，它产生一种特别的吸引人的力量。每年一到深秋，大家开始主动联络，相互收集自己听说的感受到的感动，只等时间一到，就放下手头的工作，投入到《感动中国》中来。
记者：明年是《感动中国》十周年，一个节目能做十年，而且持续受到欢迎，这在今天是少见的。作为这样一个品牌节目，《感动中国》明年有什么规划和打算？
梁：对《感动中国》的十周年，我们的确有一些考虑。
2012年，那时候我们有整整十年的“感动”。这是100多个让人感动的故事，这么多感动捧在手里，谁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会惦念那些感动人物，他们过得怎么样了？《感动中国》为他带来了什么？他获得了感动的荣誉，他给周围的人带来了什么？感动了别人，他是不是能坚持？
这还是基础层面上的，这十年来，每年一度收获感动，虽然说核心不变，但是我们每次都在争取创新，争取从新的角度观察社会，发现新的感动。每次有新生事物，新的价值取向，我们都会悉心考察。
十年沉淀下来的感动，是中国人心灵的历史，是一种慢慢变化的精神价值。这段历史，这些价值，需要我们站在2012年这样一个维度重新观察和思考。这十年，我们这样一个社会和民族在心灵上都经历了什么？我们已经拥有了什么？我们还缺少什么？
虽然感动中国的人物不断涌现，但我们对于感动的敬意不变。明年，我们不仅要做好节目内容，同时也要做好节目品牌的宣传与推广，全面系统地梳理好历年来的感动价值和品牌内涵，使《感动中国》这一精神品牌，更好发挥社会效益，更好履行国家级媒体的社会责任。
本报记者 曹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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