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杂”且“多”的传统

    读陈冠中讨论“杂种文化”的文章，他说，被称为“杂种”的“多文化主义”加上“世界主义”的普世价值，是现代大城市应有的文化品格。这让我想起日本加藤周一的“日本杂种文化论”，记得十几年前，在东京神田神保町的旧书店里买到他一册《杂种文化》，就相当惊讶，加藤对日本自身文化的深刻反省和锐利解析，远比那些固执于“万世一系”的日本文化原教旨论者让人敬佩。

    看别人也会想自己，坦率地说，也让我联想到近来的“国学热”。有时候，原本是一“国”之“学”，当它被窄化为一“家”之学的时候，就有点儿异样。如今，内有儒学院外有孔子学院，还有到处开花的“国学经典”或“传统智慧”讲习班，加上每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使得儒家或五经四书之学，不仅成为汉文化“脊梁”，甚至放大成了整个中国的“肉身”。有人说要恢复“中华传统”就是要“回到孔子”，我曾看到一个穿了据说是“汉服”留了山羊须的汉子，手持折扇坐在官帽椅上，向大众反复申说，国之兴必有学，而五经之学，是为“国学”。他忘记了“国学”本是清朝将崩时才造出来的新名词，就像忘记了他坐的椅子来源于胡床一样。也有人说捍卫“中国传统”就得要“记得祖先”，我也曾看到，某省祭祀了黄帝，某省便祭祀炎帝，女娲、蚩尤、大禹纷纷上了祭台，传说的先人分身不开，被各处撕掳得仿佛“五马分尸”，到处接受叩拜和飨宴。有一天，电话突然来自某地，说要祭祀“葛天氏”了，让我这个有幸也姓了葛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偏偏忘记了这些走红的祖先，大都是后人为重建民族国家认同，对传说记载的重新诠释和夸张阐扬。

    其实，文化常常就像一条河，上游涓涓汇入百川，不免也携带泥沙，到得下游，才宏大恣肆，滋养整个流域，甚或冲积成洲，扩大了疆土。前段时间应一家杂志的邀请，写文章讨论佛教新知识与道教旧资源在中古时期对儒家知识世界的冲击和补充，我就引了中古一些言论证明，就算孔子韦编三绝学富五车，可单靠儒家还是支撑不起中国这片天。像南朝人宗炳就说周公、孔子两位老人家没出过国，所以没有见过独目三首、马闲狗蹄、穿胸旁口的人，没有见过不灰之木、不热之火、火浣之布、切玉之刀，没有见过西羌、鲜卑、林邑、庸蜀的异俗，“周孔之述，盖于蛮触之域”，怎么可以说，儒家已经穷尽了知识世界，后人只需要吃“现成饭”呢？

    文化如此，民族亦如此。现在的人对汉、唐有无限自豪，不过，汉唐之间恰恰是民族混融而成就的时代。“三十六国九十九姓”随着魏南迁便成了“河南之民”，随北周到关中便成了“京兆人”，那时的首都人好多就是“胡种”。说来也无奈，古代经典里面虽然一再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老祖宗们原本觉得，中国和“夷、蛮、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可是，事实上“中国”仍是“杂种”天下。以唐代为例，不要说李白“生于西域”，就连刘禹锡也是匈奴裔，元稹是鲜卑后裔，更不要说当皇上的李家了，身世本来混沌，就算他们“仅就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但经过通婚血缘已经杂糅胡汉，所以陈寅恪说他们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就是一直害怕以夷变夏，担心“被发左衽”的孔子，在蒙元和清朝也曾经被塑成“薙发左衽”的蛮夷模样，看到这一现象的朝鲜人大惊，说这是“斯文之厄会”。可是事情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一直到现在，孔子还是华衮峨冠，照样坐在大成殿里享受祭拜。

    我曾经写过一篇“复数的传统”，说我们得认清文化传统既杂且多。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变迁和族群融合，中国绝不是“滥觞初起”时的“杯盏之水”，而是“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大江大河。其实，就连居于海中的日本，大潮来后，也都一面和服、鸟居、萨西米，神道婚礼加佛教葬俗，一面西服比西服还西服，拿了西洋词就上片假名。当然，他们也许在祖先时代就把中国的律令制国家、汉字、佛教和儒家学说统统学了个十成十，所以“杂”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信誓旦旦地要“用一亿日元保卫日本贞操”那种焦虑，现在已经成为笑谈。加藤周一《杂种文化》一书，副标题是“对日本文化小小的希望”，他不忌讳出身“杂”，反而寄希望于以“杂”取胜。

    那么中国呢？有人说，现在是崛起的时代了，大国崛起就要有“国学”，可一国之学怎么就只剩下了孔子之学？还有人叮嘱，素质教育就要鼓励熟读经典，但“经典”难道只剩下了儒家五经四书么？回看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如果它被窄化为孔子和儒经一脉单传，你不觉得咱们的传统有点儿形单影只么？写到这里，抬头看窗外，一片云遮雾罩，据气象台说，明天上海又有一场雪，这个时候追忆历史，不知怎地，也像窗外风景一样，有一种穿不透的迷茫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