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喜无悲 无功无过 无得无失

    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

——《庄子·外篇·在宥》 

    当年唐尧统治天下,让天下人欢欢乐乐,喜悦于自身性情的流露,这样做虽好,却是并不消停的,是一种折腾的萌芽。到了夏桀统治天下的时候呢,他整人害人,让天下人叫苦连天,苦恼于自身性情的饱受压迫,这是很不舒心的,是一种郁闷。不能恬淡清静,或不能舒心畅快,都不是有德的结果。背离了这样的大德,而能长治久安,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

    这里最惊人也是最独特、最杰出的论点是他把唐尧和夏桀绑在一块儿批,把让人民百姓欢呼雀跃与给人民制造压制痛苦的帝王绑到一块儿批。当然,庄子这里有说得过头的地方,人们很难接受。大致的常识认为:明君与昏君,贤君与暴君,应该是不一样的。唐尧与夏桀的下场差别也很大——唐尧将天下禅让给虞舜,而夏桀被商汤的革命所推翻,唐尧是名留青史,夏桀是亡国亡头。再说,例如一场大的历史事变,或者一场战争的胜利,能激发起极大的热情,开始时刻,人们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到处莺歌燕舞,欢声雷动,这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不能简单地否定这样的历史过程,也不要以为这样就能长治久安。

    但是,庄子的说法也有特别精辟的地方。盖过分地追求与打造政绩,追求颂扬,追求光明欢乐的气氛,以庄周的观点,并非可取。这与老子认为太上是下知有之或不知有之,下面的百姓知道有这么个头儿这么个王,足已,其次才是亲而誉之,思路是一样的。原因在于,老庄认为,君王、百姓应该各安其位,各行其道,就像我国的某些城市,交通宣传上提倡的是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行其道一样,而交警也有自己的一定的位置。不要互相攻击、互相为难,也不必更不可能互相歌颂、互相吹捧。某方面与另一方面,热烈地互吹起来,容易有假有诈,容易期望值过高,一旦有所不美,极易反目成仇,如当年的中苏关系那样。吹捧过分还会造成君王的牛气冲天,不可一世,或者造成全族群的自吹自擂,过度膨胀。用我的语言来说,高潮化可能很感人,但未必持久,只有正常化、自然而然、各行其道,才是靠得住的。

    天下人欣欣然乐其性,岂不甚好!为什么会从中得出“是不恬也”的结论呢?从心理卫生的角度却容易解释,按心理学专家的说法,过度地欢笑与过度地忧郁,对于人的心理健康来说都不利。还有,追求欢乐过度会出现伪欢乐、欢乐秀,会降低人们的自省、自律、自我调节能力。天天歌舞升平,全无忧患意识,当然不是好事。可能还有别的讲究,值得深思。

    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思虑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乔诘卓鸷,而后有盗跖、曾、史之行。

    ——《庄子·外篇·在宥》 

    一个人若是乐大发了会伤害他或她的阳气,怒大发了会伤害他或她的阴气。(疑应释为乐大发了使阳气亢进过盛过剩,怒大发了使阴气亢进过盛过剩。)阴阳二气亢亢虚虚,受了干扰,四时的变化失常,冷冷热热的交替与融汇也不能和顺自然,不是会反过来伤害人的形体吗?大喜与大怒使人情绪混乱,起居行止失常,思虑没有了头绪,失去了行动中、进程中有所自我调整的能力,找不到条理章法。这样,社会风气会变得矫情、伪饰、狡黠、乖戾,在这种不正常的天下无道的背景下,才会出现盗跖这样的凶恶之人,也才会出现曾参、史鰌那样的好名作秀的善人。

    庄子之重视平衡、均匀、正常、自然,警惕过分、过度、极端、刻意,达到了绝对化的程度。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不能过,最好是什么都没有。他认为任何失常、任何过度、任何迁移即变味变质,都是灾难,用到人身上是伤身,用到时序上是伤时伤季伤寒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出坏人、盗贼固然可悲,出圣人、道德家也绝非吉兆。那么从个人来说,无喜无悲最好,无功无过最佳,无得无失正好。这个说法有一定效用,又有些空虚,令人赞之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