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一心求治的人，其实是在乱天下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庄子·外篇·在宥》 

    我们接受并认可包容与保持天下本来的样子(或谓我们听说人君的存在与包容天下),而且天下也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天下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但是我们不接受并认同(圣人所讲的)还要搞什么统治管理天下。所以说需要保持人君的存在,是怕天下万物有什么放纵过度、本性失常的情况发生;所以说需要包容万物,是怕天下万物的德性失去了本来面目,被外物外力所歪曲。如果没有放纵性情、歪曲德性的问题发生,好模好样的,你治理天下做甚? 

    一个在一个宥,是指什么要存在要宽容吗?中国的古汉语,常常有谓语明确而主语不确定的句子,这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但也增加了发挥演绎的可能。拿此段来说,这里无非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说,大道使天下得以自然而然地存在,不会发展过分,大道包容着万物,使其不迁(变异)其德。但还有一种不同的可能的讲解法,先贤说得少的:即“在”与“宥”是指统治者的存在与包容。人君的存在,就是如老子所说:“太上,下(不)知有之。”(第十七章)有个人君存在,免得你放纵过度,人君摆在那里也就行了、够用的了。北京土话说,“是猫就辟鼠”,不必啰嗦,不必到处找鼠清剿。这个话按老庄的逻辑很容易理解,类似见解屡屡出现。世界也罢,大道也罢,人君也罢,还要有个宽阔的包容性,免得万物的天性被人为地歪曲或彼此互不相容、互相妨碍,这个话也太容易理解了。按照中华文化的传统,人君做的一切的根据就是天意,就是大道,就是天道,人君统治的精神资源来自天人结合或合一的哲学。

    唉,可惜的是,这恰恰说明:自然而然、无所不包的天下也包括着淫性与迁德的倾向。庄子把这些问题的出现归咎于圣人的自找麻烦,但是他老不想一想:远在没有圣人、法度、名教乃至远在具有人类之前,也有冰河时期之类的生物界的大灾大难,也有某个物种的过分发育与导致灭亡,恐龙太巨大了,也算是淫其性吧,就灭绝了。如果圣人的罪过是迁移掉了自然而然之德,那么圣人的出现本身又是谁改了本意迁了德呢?圣人乃至于人君的出现与影响本身,算不算是在宥天下的表现,抑或是在宥天下的自我否定呢? 

    君王、统治者、政权或者老板,存在与包容,但不治理,如果此解成立,用现代语言来说,那就是提倡虚君,提倡元首虚位化。当然,《庄子》里讲的不是虚君共和也不是总统虚位化的内阁制,而是虚位的道法自然,甚至是虚位的半无政府主义。虚位可以防止淫其性,此话有解。一些虚君国家在肯定本国的国体的时候就强调,虚君即无实权的君王的存在(如英国、北欧等君主制国家),解除了争夺大位的困扰与动乱。而包容或宽容,又可以存人性之真、免矫情与作秀之祸。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说法,中国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由君主立宪转变成虚君共和立场时,遭到了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

    现代西方的所谓虚君虚位的另一面是内阁制,是由首相组阁进行行政统制。而庄子幻想的是虚完了就自然而然地运行良好,这太乌托邦了。

    庄子等想得并不现实,原因是大道、玄德,包括着生长也包括着灭亡,包含着平衡也包含着恶斗,包括了和谐也包括了竞争,包括了无言也包括了话语大大膨胀的可能乃至必要,包含着悠游也包含着辛苦,包含着有道,也包含了无道、非道、反道等各种乖戾的不可避免。

    正像人的天性虽包含了利他也包含了自私,包含了爱心也包含了怨恨,包含了勤劳也包含了懒惰,文化的出现意味着进步,也意味着形式主义与作伪。而对于无文化的幻想,向后看的忽悠,包含着智慧也包含着蒙昧,意味着事出有因也意味着查无实据。无为而治的理念意味着高明也意味着虚幻,意味着针对哩嗦的苛政的良药,对于唯意志论、独断的矫正,同时却也意味着空谈、清谈、原始乌托邦幻想,当然,还有好一点的自慰自得和逍遥。

    至于不要动不动主观主义地、唯意志论地去治理管制,不要迷信治理管制的效用,而要更多地考虑一下天性,考虑一下客观,客观规律,这话是金玉良言,值得一想再想。而且现代确有这样的理论:权力、法制与法治的要义在于运用强力和法律制止犯罪、违法、违规,在于制止、防止人们做不应该做、损害他人的事,权力无须过问人们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正面的东西,应该听从与任凭百姓的需要与追求,权力、法律要保护的是合法的需要与追求的不被破坏、侵犯。此说倒是与这里的防止淫性与迁德,但是反对治理天下的说法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