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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8日，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陶大镛先生溘然长逝。随着费（孝通）、陶（大镛）、钱（伟长）等一代宗师的相继谢世，那些亲眼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经历了风雨蹉跎岁月的民盟先辈们相继离开了我们。今天民盟的成员绝大多数成长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回忆起从仰慕到与陶公相识相交的一幕幕往事，抚今追昔，引起我对参政党使命、责任和前途不尽的思考。
几年前我率全国政协视察团到湖北宜昌，视察被称为“世纪工程”的三峡大坝。接待我们的三峡建设委员会主要领导的一席话让我很受震动，他说：“三峡大坝建设的成功，首先要感谢民盟和各民主党派在论证时的诸多质疑，因为这些质疑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三峡大坝正是在反复探索和实践中，包括在世界范围内的招标中，解决了一个个质疑。可以说，正是这些质疑成就了三峡工程的成功。”而陶大镛先生正是当年带头提出质疑的人。在论证三峡工程的汇报会上，陶公的发言语惊四座，他说：“对于像三峡水库这样举世无双的超级工程，要全面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的统一，宁可把各种各样的困难估计得多一些，把问题看得严重一些，万万不可强迫命令，以免愧对子孙后代。”
光阴荏苒，十几年过去了。晚年的陶公长年卧床不起，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但他对三峡的关注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每当我去看望他，病榻上的他问我第一句话都是“三峡怎么样了？我们提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吗？”我耐心地、一句一句地告诉他，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三峡考察，水库建成后，基本实现了您提及的诸如防洪和防止溃决、发电、航运等方面的设计目标，而先生特别关注的移民、生态环境、地质灾难等问题也处在可控范围内。老人欣慰地笑了。
我以为，与陶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民盟的前辈，其精神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把个人的命运系于国家命运，虽历经坎坷曲折，始终坚守着心中的理想与信念。陶公曾多次讲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不会因为人生际遇而动摇，因为这是他披沙沥金寻得的真理。在晚年，他曾感言道：我曾为新文化启蒙运动呐喊过，也为知识分子呼吁过，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国策而寄予希望。在文化教育的大花园里，我“经常看得见燃烧着的科学之火，也不时辐射出令人耀眼的真理之光”。这正是受“五四”运动熏陶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科学、民主精神深深地影响着陶大镛的人生轨迹，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有一种飞蛾扑火的献身精神。正是这种坚贞不渝的信念，成为支持他一往无前探索真理的力量源泉。
二是光明磊落，担当诤友的责任，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在政治和学术上，陶公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总是实事求是、独立地对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在各种政治协商的场合，陶大镛都能够与党肝胆相照，直抒己见，知无不言。因为不同的声音，更能够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他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奔走呼吁，殚精竭虑，他倡导设立教师节，对教育产业化的批判，提出国家对教育投入至少要达到GDP的4％等等，都切中要害，表达了一个有良知和远见的民主党派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三是关注民生疾苦，体现出人文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陶大镛出生在一个苦难的时代，满目疮痍的旧中国民不聊生的景象，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对社会底层、弱势群体有着天然的朴素感情，并为争取他们的尊严和权利，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即使在病榻上，他还经常与别人谈及他的思考和关切：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农民工在城市的待遇有没有改善……他想办一份期刊，随时公开贫困化的指数，为解决贫富差距做一些基础性研究。有一次，在谈到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时，陶公竟至老泪纵横，他借助着人工喉说：“我研究了一辈子经济，还没能让所有农民都过上富足日子，我心里惭愧啊！”
陶公那一代民盟先贤是我思想上的引路人，正是在他们的人格、精神力量的感召和言传身教下，我走上了多党合作的政治道路。这些年来，我持续关注三峡工程的后续问题、教育问题和“三农”等问题，多次深入三峡库区，呼吁政府解决了关乎移民生计的家庭零就业问题，并把免费职业教育作为库区民众的福利；我们提交的关于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建议，直接促成国家出台教师阳光工资的政策；我们对职业教育的长期追踪和不懈推动，使这一惠及广大弱势群体的富民教育得以长足发展；我们持续地开展“三农”问题的调研，为实现我国粮食生产连续七年的丰收、为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贡献了力量。
民主党派的换届工作将陆续展开，搞好以传承民主党派光荣传统为核心的政治交接任重而道远。在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自身建设也要与时俱进，体现自身价值。其中一个迫切而长期的战略课题，就是如何使民盟的文化传统能够薪火相传。我想，今天我们纪念陶公，就是要学习他一生追随真理，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政治风骨，奔走国是，关注民生，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新的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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