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不是过去式

“脱贫实在是太难了”

    在广西与越南毗邻的边境地带，有个平孟镇，镇里有个平孟村，村里有个弄平屯，这里生活着几十户壮族同胞，他们住的都是用毛竹搭起的茅屋，房顶全用茅草覆盖着。深山绿荫之中的弄平屯里终年没有电，与外界长期隔绝。

    2010年11月下旬，这里迎来了全国政协无党派人士考察团。考察团里的30位无党派人士，都是各行各业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团长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

    他们走进一户村民家中看到，壮族妇女覃秀珍和她的母亲、孩子祖孙三代的床上只有光秃秃的木板，没有被褥。覃秀珍告诉王志珍，自己的丈夫在南宁打工，每月只能挣到600多元，惜于路费已经3年没有回来了。她的孩子都快3岁了，个头跟城里1岁的孩子差不多。

    “边境3公里内贫困发生率高达36％，边境线人均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7％，地方财政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陈章良也是这个考察团的成员，他把目前的困难总结成“七难”——增收难、行路难、住房难、饮水难、用电难、看病难、上学难，几乎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都是难题，“七难”汇成一难——脱贫实在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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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中国的贫困标准是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标准。1985年为人均年纯收入206元。到1993年，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483.7元。2000年，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

    改革开放起步时，按我国当时确定的贫困标准统计，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在坚持不懈的脱贫过程中，到2001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927万人，到2005年底又减少了560多万，2007年底减少到1479万，可以说全国农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脱贫”已经成为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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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我国政府制订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这个纲要的一个亮点，是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生活尚不富裕的广大低收入人口，列为政府扶贫的主要对象。2001年，我国有6102万低收入贫困人口，2007年减少到4067万。2008年12月，我国上调扶贫标准，2009年，又取消了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线的区别。这样，中国农村贫困线就提高到1196元。按此标准，国内现有3597万贫困人口。

    全国政协委员林嘉騋是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委员会委员。他介绍说：“我们扶贫标准提高到人均1196元，但是跟联合国的标准人均每天1美元相比，我们现在贫穷人口不止4200万，估计有1亿2000万，加上城市贫困人群，可能超过2亿，我们感觉到我国的扶贫任务还任重而道远，一定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从事这项工作。”

“从悲情式扶贫转向快乐式扶贫”

    为了缓解农村贫困，政府从1986年起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制定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国家财政每年给国务院扶贫办100多亿扶贫资金，但困难还是不少。

    “比如山西省长治市83万人饮水问题，我们通过国家开发行大力支持，提供了1亿多人民币贷款。原来计划3年的饮水工程，一年之间解决，深受当地老百姓欢迎。取得成绩的同时，资金困难的问题还是很突出，虽然国家财政每年给国务院扶贫办拨款，但分配到各省、各县，有的到乡镇和村里就是杯水车薪。”林嘉騋这样说。

    扶贫，要靠政府，也要靠社会。实践证明，建立新型社会救助体系，也是扶贫好办法。

    “如何从悲情式扶贫向快乐式扶贫转移，从一次性扶贫向可持续扶贫转移？”这是林嘉騋提出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像比尔·盖茨基金，他们不是简单的基金会，每年要拨出多少钱给贫穷的人，更重要的是基金会也投资好的项目，投资创收的利润再拿去解决贫困地区的救助问题。我们也要借鉴学习西方国家在公益慈善事业中好的经验。

    但是，全国政协委员王书平在调查中发现，社会救助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救助法律法规滞后，社会救助管理部门间的协调欠缺。目前，国家没有出台统一的社会救助法，与之配套的单项救助法律也相对缺乏，有时甚至会发生互相推诿的情况。他建议，尽快出台推动慈善业发展的立法，加快有关“社会救助条例”、“社会募捐条例”、“志愿服务条例”等立法。同时，扩大社会救助覆盖范围，对所有社会成员，不论是城镇公民还是农村公民都适用统一的、平等的法律制度。

    很多政协委员认为，在扶贫进程中，国家财政拨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投入扶贫事业。这里包括各级政府的拨款，还要动员民间组织的力量。要有有爱心企业家的参与，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扶贫资金短缺的问题。

“输血”好，“造血”更好

    原来我们国家扶贫工作主要以“输血”为主，现在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为贫困地区培育他们自己的“造血”功能。扶贫拨款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致富，培育“造血”能力才是根本。

    林嘉騋委员说，我们到贫困地区看到，虽然财政很困难，资金很短缺，但是他们的地下资源丰富，地面上的农产品，缺乏深加工，技术附加值比较低，我们在培育“造血”功能时，除了靠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支持和引进一些外资企业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当地农民增强自信心，懂得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才能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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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班玛县有个长寿之乡，那里空气好、水质好，地下的矿泉水没有污染。所以老人都能活到八九十岁，一百零几岁的也不少，这就是那里的最大资源。国务院扶贫办帮助他们利用天然优势搞文化艺术活动和旅游开发。

    “呼吁国家建立兴边富民的长效机制，而不是简单的援助，从财政、产业、教育、卫生等多方面采取倾斜政策，效仿在抵抗自然灾害时已经取得成效的对口帮扶，增加边区的‘造血’功能。”从广西中越边境地区考察归来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岐表示，十七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把改善民生作为重要任务，而帮助这些为祖国边疆安全作出巨大贡献的群众脱贫致富应当列为首当其冲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