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集萃

近代中国公司注册制度探源

    李志英在《近代中国公司注册制度探源》（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清政府颁布《公司律》和《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十八条》之前，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官办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存在一个合法性问题。外资企业或在本国注册或在港英政府当局注册，或者干脆依仗特权长期非法存在；民营企业大都在政府的管理下取得合法性，但政府一般又是通过行会进行管理的；官办企业则均以取得政府特许权的方式获得设立的合法性。这些企业设立和存在的方式对于后来的公司注册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说商兑

    学界普遍认为，秦、汉的法律是法家制定的，其中并无儒家思想的成分在内，只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始以礼入法，使中国法律经历了一个儒家化的过程。但杨振红在《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及其法律体现》（刊于《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将出土秦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可发现秦汉律的基本框架、原则和内容在商鞅变法时已经确立。它是一部包含了社会等级秩序和家庭伦理秩序等内容的等级性法律。因此，秦汉律所蕴含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观念从其建立伊始就存在，而非法律儒家化的结果。礼与法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对立的只是儒法两家的社会主张。战国秦以来法律所表现的等级性和家族主义就是李悝、商鞅等创制的不同于西周旧礼的新“礼”。

当前中国普及应用型史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姜萌在《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当前中国普及应用型史学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概念使用混乱，二是与学院派史学关系不明，三是缺少学科体系的建构。在“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三个概念中，只有“公共史学”能同时满足范畴明晰准确、立义高远通达、言辞易懂雅顺的条件，当是描述普及应用型史学最恰当的概念。“公共史学”在学科架构上包括了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应用史学和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立足于普及应用的公共史学和创造知识的学院派史学构成历史学的两翼，要想历史学健康繁荣发展，就必须促使“两翼齐飞”。

20世纪前期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

    臧运祜在《20世纪前期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刊于《南开学报》2010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20世纪前期中国与东亚的国际关系，作为近百年来旧中国对外关系的后半部分，一方面延续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局面，另一方面在从“谷底”开始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外交也开始了“从屈辱到崛起”的艰难历程，从而对于东亚世界国际关系的改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而言，如何处理好中日美三角关系，则是20世纪前期的主要外交课题。20世纪前期的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同样是东亚世界复兴与崛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