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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两难”问题：收入分配改革与企业发展、资源价格改革与物价调控、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出口企业生存发展、房地产调控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等等，都给未来的调控任务增加了新的难度。未来，我国经济需要在平衡多重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发展，宏观调控需要把握好时机、方式和力度，实现有机协调、互补平衡。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1年工作任务时强调：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目前中国经济整体继续回升向好，但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还很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短期目标与长期任务对当前的宏观调控形成多重压力，尤其是多个相互掣肘的问题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增加了宏观调整的难度。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着保增长、调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的任务。总体来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要求下，结构调整一定程度上会给短期经济增长带来压力。如何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尽可能减轻对当前经济的不利影响、保持经济相对较高的增速水平，这客观上需要进行统筹考虑。但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深层次矛盾的逐渐显现，统筹的难度不断加大。在引导经济转向“内生增长”轨道的过程中，诸如收入分配、能源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改革也一定程度上对管理通胀预期形成了制约。同时，现有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对政府投资、信贷投入的依赖，导致了经济在实现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陷入“两难”境地。具体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两难”问题：收入分配改革与企业发展、资源价格改革与物价调控、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出口企业生存发展、房地产调控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等等，都给未来的调控任务增加了新的难度。
未来，我国经济需要在平衡多重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发展。宏观经济调控既是一门艺术，也需要高超的技巧。针对当前经济中的诸多两难问题，宏观调控需要把握好时机、方式和力度，实现有机协调、互补平衡。今后应坚定不移地加快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汇率制度的改革、加快基础性产品的价格改革，用价格信号引导节能减排，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格局，防止经济过度下行，保持经济平稳持续增长。为此，在处理经济“两难”问题中，需要使用好“平衡术”，处理好五方面的关系。
一要处理好收入分配改革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既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又要防止短期内企业生产成本增长过快影响企业发展
当前，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利润比刀片还薄”，同时还面临融资困难、用工艰难、市场萎缩、负担沉重、成本攀升等问题。劳动者工资与企业生产成本直接挂钩，劳动成本的过快上涨会降低企业利润空间，最终不利于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但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体面劳动和尊严生活，就必须坚定不移地稳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劳动者收入报酬。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政府要对中小企业减税、减费，增强其应对成本升高的能力，并重视对企业的引导，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利润率。同时，政府要“化税为薪”，综合考虑纳税人收入支出状况实施个税改革，使中低收入者获得更多实惠。要推行工资的集体协商，积极建立工资增长的机制，使职工的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适度挂钩。要适度降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政府所得，提高居民所得和企业所得，实现藏富于民。
二要处理好房地产调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既要有效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又要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减弱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
当前房价的过快上涨不仅使住房这一民生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未来房市的风险。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势在必行。同时，房地产业是各行各业开发的先导，综合性强，关联效应大，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房价的过快上涨需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但调控房价“保民生”就会影响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增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处理好房地产调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任务更加艰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城镇化的发展陷入“两难”：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持久动力，但是城镇化的发展也推高了城市房价。就房地产市场本身而言，改变这种两难境地的关键在于：在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稳定性的同时，积极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体系，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如同当前的公共汽车、地铁、低档车、豪华车各行其道的多层次交通体系能够基本满足人们的出行需要一样，住房也需要形成多层次的供给体系，通过多向分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就整个宏观经济而言，摆脱这种两难处境还需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局面，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后要加快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并积极扩大民间投资，发展中小企业，推进城镇化进程，以新举措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我国地方政府收入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过度依赖融资平台和过度依赖转移支付等问题的解决，客观上要求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实现地方事权与财力相匹配。
三要处理好基础性产品价格改革与物价调控之间的关系，既要利用资源价格改革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又要运用财政政策提高低收入者物价承受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经济增长付出巨大代价，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和高污染问题严重。并且，尽管面临着能源供给的硬约束，高能耗、低效率的状况却一直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与当前能源价格被扭曲有直接联系。价格信号及时、正确地显示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必须加快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形成企业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的倒逼机制。但是资源性产品多属生产资料，其价格上涨会向下游产品传导，从而加剧物价上涨压力。当前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环节，需要大力贯彻落实。但资源价格改革要积极稳妥地进行，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尽量减少改革短期内产生的剧痛。在价格改革的同时，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作用，加强对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的应急救助和财政扶持。
四要处理好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出口企业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既要利用人民币汇率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又要切实关注出口企业生存状况，为其提供调整过渡期
人民币升值在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抑制输入型通胀、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同时，会降低出口企业利润空间，给我国劳动密集型、贸易加工型、中小型出口企业的生存发展造成冲击。研究表明，如果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部分企业利润将下降30%-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出口企业将面临亏损。发展方式转变强调经济内生增长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外需。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仍应努力保持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尤其是对于吸纳就业能力强的出口密集型企业而言，稳定出口也是稳定就业的现实需要。因而，人民币汇率一方面要保持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则要实现贸易结构调整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这样，人民币汇率改革所受制的因素就越来越多。当前，要把握好汇率调整方式和策略，尤其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国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仍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逐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同时，要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并积极建立贸易援助机制，关注出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五要处理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既要积极稳定物价、管理好通胀预期，又要防止经济过快下行甚至出现经济衰退
2009年“天量信贷”给宏观经济注入了充裕的流动性，使得未来通胀的预期增强。但是，管理通胀预期不能“急刹车”，要防止多重政策叠加后产生过强的负效应。在当前的融资体系和信贷结构下，如果银根过多紧缩，将给中小企业带来融资困难，形成扩大民间投资的障碍，不仅有可能抵消原有政策形成的积极效果，而且会使宏观经济存在“硬着陆”的风险。未来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加大力度调整信贷结构和资金流向，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节能环保、扩大就业等方面的信贷支持，优先保障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防止经济出现过快下行或二次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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