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家

    春节知乡愁。因为春节，在车站、码头，有多少友情亲情的欢聚，有多少归心似箭的热切；在每一个村口街口门口窗口，有多少踮起脚尖的痴情守望，多少喜泪交集的真情拥抱……今天，我们截选了几个回家的画面，让我们共同感受家的意味。

    (一) 家在路上

    1月22日下午，广州温暖冬日，慵懒的阳光刚刚散去不久。

    17时45分，家在湖南常德的宋文芬一家登上了广州东至长沙的高铁列车，开始归途。第一次坐高铁，宋文芬的儿子小杰和女儿乐洋都兴奋不已。

    躺在柔软的座垫上，小杰把身体舒展得直直的，望着窗外。

    姐姐乐洋也笑了，她在妈妈怀里悄悄说：“弟弟的平头和身体，像一根火柴棒。”

    车厢里不时还穿插着有趣的节目，小杰吃着带来的零食，一刻也没停歇。

    “那时候可远没有现在舒适。”宋文芬回忆起十多年前第一次坐火车的情景，“连上厕所都难！”

    2小时后，这段短暂舒适的旅行很快结束。

    抵达长沙后的宋文芬全家，马上要赶往普快火车站，他们要转一趟前往常德的普快火车——K9064次。

    这趟车在长沙的准点发车时间是22点20分，但此时已经晚点近一个小时。

    候车室里坐满了人，广播里不停滚动播放着各趟列车的时间。

    嘈杂的人声，拥挤的人群。宋文芬仿佛又回到年轻时往来东莞常德挤火车的情景。

    23时10分，K9064次缓缓驶入长沙站。

    “真冷呀！”小杰牵着爸爸的手，口中呵出白气。

    他们隔着火车车窗，看到车厢里边站满了人。

    几经挪动，他们终于挤到离车门只有几米远的距离了。车上挤满了人，已经接近饱和状态，很多人在车门口挤来挤去，却无法挪动步子。

    前面的人走不动，后面的人却在使劲往前挤，一些乘客好像悬在半空中，身体不听自己使唤，随着人流飘来荡去。

    列车时开时停，拥挤的车厢过道里，小杰吵着非要挤到爸爸身边。他们问妈妈，以前没有带孩子这么挤过火车吧？她答，原来更挤……

    车厢里，大量的包裹行李填充了本已经难以下脚的空隙，地上散布着各种生活垃圾。

    终于找了个稍微能容身的地方，宋文芬和丈夫把行李放在地上，安顿好两个孩子。

    凌晨2点，回家的路越来越近，小杰不再吵闹，他躺在地板上睡着了。

    车厢里的人纷纷望着这个可爱的孩子，不时有过往的乘客，从他身边跨过。

    凌晨2时55分，列车抵达常德，小杰躺在妈妈的怀里沉睡着。

    常德火车站十分安静，窗外的灯透出暖色的光，路边的积雪还未融化。这里的气温比长沙更低。

    宋文芬和丈夫找了一辆面的车，继续前进行驶在回桃源的路上。

    从东莞市石排镇到常德桃源县漳江村，全程上千公里，气温从15摄氏度降到零度。途中搭乘高铁、临客和面的，历时10个多小时。宋文芬一家四口终于顺利回家。

    抵达目的地后，孩子们突然醒来，迎着大雾踩在乡村的雪地里，他们忘却了旅途疲劳，欣喜万分。

    宋文芬虽然离家已20年，但她深爱着自己的家乡，即使那里偏远、寒冷。

    她每年过年都坚持要回家，这样的旅途，年年都在经历。

    （二）家是港湾

    1月18日凌晨两点，夜幕中D386次列车由无锡向北京驶进。

    张然躺在卧铺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临铺的人夜半起身，问他“怎么还不睡？”，他回了句“太颠”。

    颠簸的不是火车，是他起起伏伏的思绪。“快过年了，这趟北京之行希望能有收获，给父母一个安慰。”

    考试结束后，班上多数同学都早已回到家中，而他却选择一路北上——找工作。

    四年前，他从家乡湖南衡阳考入无锡的江南大学物理系。“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这个显得不太热门的专业一度让他有些灰心。不过，慢慢地他就不在乎了，因为很快他就投入到对计算机技术的疯狂迷恋中。无数别人用来“玩牌、打游戏、喝酒”的课外时光里，他却像一个虔诚的教徒般编写枯燥的计算机程序。同学们取笑他是“IT民工”，他不以为然，乐此不疲。靠着这门“手艺”，他还在计算机公司做过兼职，间或在网上接点“私活”，赚些零花钱。

    无忧的生活因为毕业的临近而休止。

    看到同学有的忙着备战考研，有的一头钻进形形色色的招聘会中，张然知道自己也该对将来有所考虑了。这个当年屡遭抱怨的专业如今已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成为热门。不过，张然心里很明确，他的兴趣、他的事业都将追随计算机行业。

    可能性和顾虑几乎一样多。最理想的去处是国内那些著名的网站和计算机公司，为此从去年10月开始他投了几十家简历，绝大多数石沉大海；学校附近产业园里的一家小计算机公司因为他兼职时的优异表现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然而他担心成年累月的重复劳动会打磨掉身上的斗志。

    思来想去，直到他1月6日意外接到一个来自北京某国内知名门户网站的电话，通知他去面试。

    19日一天他都呆在那家公司里，笔试、面试。当他感觉一切都还算顺利时，却被告知该公司只招实习生，只有实习考核合格后才能成为正式员工。这意味着要么放弃，要么开学后来这儿实习两个月，代价是如果不能转正，则必须承担最佳求职期已过的风险。

    在张然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大大的“创业梦”——成立属于自己的计算机公司。这个念头时常跳出来，撞击他的心灵，让他警醒，也让他更加茫然。

    也许张然是幸运的：不用像前两届毕业生那样面对金融危机后萧条的就业市场，也不必受制于许多其它专业供大于求的求职现状，但他们对未来的追问是一样的：该从哪里出发？又要到达何处？

    家还是要回的。

    因为暑假有事留校，他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父母了。家人知道他为找工作奔忙，虽然惦念也不敢催促，只是间或打来电话问问情况。从妈妈那里他得知很多高中同学已经返乡并定下了工作单位。

    妈妈还说家里下了场几十年未见的大雪，这让身处北京的张然，真的有些归心似箭了。然而，工作还未落实，回家如何面对双亲的关切？张然有些犹豫。

    22日，张然毅然登上了开往家乡的火车。

    回家的路有些曲折，张然说，大学原本就是人生的一次中转，换车转乘，重新出发。

    家，永远是出发的港湾。

    (三)家是温暖

    再过两天，14岁的黄凤将陪着爸爸，结束在武警总医院的第二疗程，回安徽五河县申集镇的老家过年。

    1月21日下午两点，当记者在武警总医院神经干细胞移植科426病房见到黄凤和她父亲时，黄凤正在捏爸爸的鼻子。

    “黄凤，怎么捏起你爸的鼻子来了？”武警总医院宣传干事吴敏问道。

    “我爸的鼻子有些痒。”看着吴阿姨带着生人进来，黄凤一时有些不好意思。

    这一刻，你会觉得，黄凤，还是个孩子，她也有属于她这个年龄的调皮和可爱。

    然而，你无法想象，这个年仅14岁的孩子，在过去的8年里独自扛起了一个家。

    黄凤5岁那年，在外打工的老黄不慎从二楼摔下，导致高位截瘫。不堪重负的妻子第二年便提出了离婚。瘫痪的父亲，失明的奶奶，生活的重担从此落在了年仅6岁的黄凤身上。

    踩着小板凳在灶台炒菜、煮饭、下面条；跟奶奶和邻居学着打理菜园、种菜、腌菜；放学后跑步回家给爸爸清理大小便、翻身、按摩；拉着板车驮着父亲下上海、上京城，为父亲寻医问药……

    老黄在武警总医院的主治医生程洪斌，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见到黄凤父女时的情景。“像这种脊椎损伤造成的病症，一般都是最少三个人陪着来就医，而且至少要有一个男同志。但老黄居然是一个小女孩用板车拉着来的。太不容易了！”

    更让医生们吃惊的是，入院检查结果显示，已经瘫痪在床8年的黄志仁，除了身体有些虚弱外，其他指标居然都很正常。瘫痪病人常见的褥疮、尿路感染、肺炎等病症，他居然都没有。“像老黄这样脊椎损伤严重的病人，我们医院碰到几率也就在1%左右。即便是3个成年人24小时不停的护理，病人出现烂疮也很正常，但老黄身上连一个烂疤都没有，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程洪斌感慨地说。

    “以前她小，个子矮，没力气给我翻身，就用手拉，用头拱，用牙咬着衣服拽。”回忆起这些，黄志仁的眼里沁满了泪水。

    这一翻，瘦小的黄凤就坚持了8年。

    这一翻，意味着黄凤在8年的时间里不可能睡一个囫囵觉，因为如果超过两个小时不翻身，老黄的身上就可能会烂出一个疮来。

    记者注意到，黄凤的手关节特别粗大，与自己的手腕明显不成比例，手上长满了厚厚的茧子，完全不像是14岁小女孩的手，到像是建筑工的手。

    “我从没听过这孩子对生活有一点的抱怨，她已经习惯了。”程洪斌感慨地说。

    “只要能救爸爸，我就还有一个家。”黄凤说。

    2009年7月，黄凤偶然在电视上看到武警总医院能够治疗高位截瘫，便带着父亲到北京求医。武警总医院得知黄凤的故事后，破例收治黄志仁住院，并为黄凤父女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方便。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黄凤不愿谈自己，更愿意说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

    “在上海时，高阿姨连着2个多月，每天都给我们送饭。武警总医院的吴阿姨、程叔叔……”只有说起这些好叔叔、好阿姨时，黄凤略显苍白的脸上，才会浮现出难得笑容。

    “武警总医院提供了尽可能的帮助，医生护士们都自发捐款；低保从1700多元涨到2000多元；申集镇政府出面协调民政部门在学校对面租了两间房，解决了学校离家远的难题……”这都让老黄的心里格外暖和。

    其实，对黄凤来说，回家过年，还意味着离开学的日子更近了——

    2011年正月初八，学校就要正式开学了。学校里有她的老师，有她的伙伴，有她喜欢上的体育课，还有她可以追逐的梦想……

    “我长大了，想当护士。”黄凤说。

    医生程洪斌保存着一封黄凤写给他们的感谢信：“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照顾好爸爸，努力学习，做一个像你们一样能给别人带来温暖和快乐的人。”

    “我们那里过年，就算是出门再远的，也要回家过年。大年初一要去给老人家拜年、磕头，老人要给压岁钱，到了初二初三，娘家人要去把嫁出去的闺女接回来……”老黄乐呵呵地说起了五河的年俗。

    黄凤就静静地趴在病床的扶手上看着爸爸，不时会心地微笑。

    “今年要多做几个菜，给黄凤买套新衣服。”躺在床上的老黄眼角噙着泪水，但又很高兴地说，“其实我们在一起吃多吃少，吃好吃坏，都没有关系。像我，上有老，下有小，就是一个家啊。过年大家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了。”

    医生告诉记者，蚌埠铁路局在得知黄凤的情况后，立即帮忙协调车票。1月29日，蚌埠铁路局将派人专程到武警总医院迎接黄凤父女，再一路护送他们回家。

    （四）家在心中

    2010年1月11日，首届农民工春节晚会演出现场，郭金杰依然一身朴素的装扮，简单的平头，一身深蓝色工装，外翻的大红色衣领和衣兜成了整身装扮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那天，郭金杰作为农民工代表，表演了小品《我要上春晚》。

    郭金杰，一位来自河北沧州农村的相声演员。

    “我已经五年没回家过年了。”28岁的郭金杰对家无限牵挂。

    而当年，他离开家去学艺时，还不到十三岁。从初二离开家只身学艺，到穷困潦倒时流浪街头，再到小有名气，郭金杰的故事甚至比他的表演更精彩。

    “学不成穷困潦倒时没脸回家。现在干上这个行当了，到春节又没时间回家。”郭金杰笑着说。

    通过老师介绍，郭金杰来到铁岭市艺术学校，这时的他刚刚17岁，他从不参加任何聚会，早功、晚功一天不落。晚上零下30多摄氏度，手指不灵活，他在山上用雪把手搓暖了打快板。毕业后，郭金杰被推荐到开原市艺术团实习。

    在开原，每场的演出费是5块钱，而且一台晚会上郭金杰要在9个节目中参与表演。在表演的同时，他还需要客串乐队的二胡演奏员，忙得不亦乐乎。

    一年下来，年底结算时，他竟然连回老家过年的火车票都买不起,只能独自在宿舍过年。宿舍的条件不好，要自己生炉子取暖，但春节长假放假之后团里为了节省开支就不再订购取暖用煤，仅剩的一点煤，郭金杰还要自己做饭用。

    东北的冬天很冷，郭金杰插上电褥子，把宿舍里其他同事的5床被子都盖在自己身上，压得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刚来到城市，总感到自己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走在人流里总感到莫名的孤独。时常在问自己，我是谁，我的未来在哪里，迷茫的时候更感到想家。”然而，学艺的那些日子里，郭金杰既没有时间回家，也没有钱回家。

    就在郭金杰想要放弃时，辽宁省第六届艺术节即将开办，他被推荐在一场大戏中出演一个老顽童。由于步伐不够重，刚一上台郭金杰就被导演赶了下去。为了练成“老顽童”的步伐，郭金杰每天搬来一堆砂石，重重踩在上面练习。一个星期后，他的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外人都不知道，他的脚却肿得已经连鞋都穿不上了。

    那场演出后，郭金杰获得了金奖。2010年10月8日，被称作“80后”草根选手的他，又收获了央视相声大赛一等奖。

    快过春节了，忙碌的郭金杰依然没有时间回老家。

    “我已经在心里把舞台当作自己的家。”他说。回想那些饥肠辘辘流落街头的日子，郭金杰感慨万千：“未来在自己手里，在自己脚下。”

    郭金杰说他喜欢王杰的那首《回家》——

    回家的渴望又让我热泪满眶

    古老的歌曲有多久不曾大声唱

    我在岁月里改变了模样

    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

    他轻轻地哼起这首歌。

    1月23日下午五点，郭金杰从东营演出完回京，经过河北沧州高速路口时，他特意从车上下来，望了望不远处的那个村庄。

    村里的屋顶，炊烟已经袅袅升起。

    从停车的地方到他的家也就不足两百米，如此近，又如此远，但家始终在他心中……

    链 接

    1月19日，为期40天的春运开始了。今年春运客流量将达到28.5亿人次——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突破历史记录达到2.3亿人次；公路、水路客运量将分别达到25.56亿人次和3500万人次；民航旅客运输量将达3220万人次。

    2010年湖南全省农民外出务工人员总人数超过千万，已达到1063.3万人（本乡镇内从业人员除外），平均年龄30.56岁。2010年，湖南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1304元，同比增加227元，增长21%。其中月收入过1200元的农民工超过一半，3.2%的农民工月收入水平在2400至3000元之间，还有2%的达到3000元以上。湖南省外出农民工中，在广东省从业的农民工人数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53.9%。

    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2亿人。到2010年底全国3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为22.8%，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上海市为11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北京市为11元。2010年，全国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检查用人单位178.2万户，涉及劳动者9704.3万人，责令用人单位为1069.9万名劳动者补签劳动合同，补发工资待遇等89.18亿元。

    教育部数字显示,我国2009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总规模2979万人，超过了美国，在整个总规模上居于世界第一。到2020年，我国该数字将增加到3550万人，每年平均增长50万人左右。另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字,2010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630万，201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为660万人，较2010年增加了近30万，加上约150万的往届待就业毕业生，2011年毕业生就业人数有望达到历史最高值。（本报记者  李金桀 温源  李慧   本报通讯员 龙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