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山地资源开发及山区发展思想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山地的全面开发利用出现在宋代以后，尤以明清时期为盛。

    ●明清时期山区开发的特点是：山区的开发更为普遍，开始向深山老林、高海拔区挺进，且以粮食生产为主；玉米、红薯、洋芋的引种，促成了这一时期持续的山地垦殖扩张，对山区环境的演变带来广泛深远的影响；山区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在不断拓展，同时植树造林也已引起人们重视。

    ●与山区开发的兴盛相应，明清时期关于山地开发利用的讨论也日渐增多。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人口急剧增长所形成的生存压力转化成为资源开发的强大动力，掀起了一次以农业垦殖为核心的资源开发高潮。由于此前的宜农土地垦殖已趋于饱和，以致“与山争地”及“与水争田”的趋势日渐突出，大有不登峰造极难以停止之势。因此，此时垦殖扩张所向，主要是条件相对差、难度相对大的内地省际交边山区、江湖河海滩涂、沿边僻远地区等。相对而言，山区的垦殖扩张更加引人注目。尤其各省际交边山区，如川陕楚交边的秦岭—大巴山区、湘鄂川黔交边的武陵山—雪峰山区、湘鄂赣交边的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区、闽浙赣交边的武夷山区、湘赣粤交边的南岭山区等，成为资源开发的主要区域。面积广大、原来交通不便、山深地僻的山区，在明清时期普遍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区之一。

    一、明清时期山区开发的新特点

    对于中国这样山区面积广大、有着悠久持续的农业传统、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山区的开发利用早已开始，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开发利用的山区土地类型、海拔高度、开发内容、开发程度等各有差别而已。可以肯定，中国古代山地的全面开发利用出现在宋代以后，尤以明清时期为盛。范成大《黄罴岭》、陈造《垦山叟》、范成大《劳畲耕》等诗作对于宋代山地垦殖的描述为众所熟知，畲田的山地垦殖性质，杂粮为主的作物结构，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等状况了然诗人笔下。“斫畲大山巅”等语则表明山地垦殖有的已出现在较高海拔之地。当然，畲田之外出现了以梯田为代表的相对精细的耕作利用方式。

    明清时期，山区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山区的开发更为普遍，开发的山地更深、海拔更高，且以粮食生产为主要内容。所谓“人满地尽，更无可垦之土，其拼力攫种者，只幸获于万一。故重梯作垄，不能一收；半岭凿塘，不藏勺水；有挖种陡塝，一雨翻成石块者；有挖种深坡，十耘仍系土莱者；或防川堵套，川溃而套作深潭；或担土填沙，土去而沙成积岛……随垦随废”（同治《平江县志·赋役》）的状况，在明代已经出现在当时并非全国垦殖程度最高的湖广地区。而各地方志多有“山谷日辟”、“山顶皆田”、“绝壑穷颠，亦播种其上”的记载。连朝廷封禁的山区也被逐步蚕食，有禁无止。时人有诗记山农生产生活状况云：“山农辛苦复谁如，魑魅同群虎共居。除却石头方罢耒，但沾土气即挥锄。耕时每以妻为犊，获时常将背作车。完了新租偿旧欠，丰年不见有余糈。”（吴维东《悯山农》，乾隆《兴安府志·艺文》）“圣朝无旷土，生事遍深山；矮屋松杉外，高畦云雾间。”（同治《攸县志·杂识》）无论是山地垦殖的程度、山农耕种山地的难度及辛劳还是山民生活的艰辛困苦，较之王祯诗所述皆有过之而无不及。

    考察明清时期的山区开发，不能不提玉米、红薯、洋芋等高产旱作物。如果说占城稻的引种在宋代推动了一次“高仰之地”开垦高潮，那么，玉米、红薯、洋芋的引种，则促成了明清时期持续的山地垦殖扩张。甚至可以说，没有玉米、红薯、洋芋等适应山地种植的高产耐旱作物，明清时期的山地资源开发就难以形成如此的规模、利用程度、持续时间等。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玉米、红薯、洋芋的引种推广，给明清时期的山区环境演变带来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人口持续的大规模向山区流动，此乃明清时期多数山区出现资源开发浪潮的前提。流民或移民成为山地资源开发的主要力量，给资源开发打上了深深的“流移”烙印。如山地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盲目及过度倾向、山地资源开发的粗放化、山区经济增长的不稳定等，皆是明清山地资源开发的鲜明时代特征。其后果不仅有经济的增长，而且有社会的变迁，更有环境的演变。不仅在当时引人注目，于后世也值得回味和反思。

    与此同时，山区资源利用的广深度也在拓宽提高。其中，山区经济作物的专门化种植，山地木材、经济林特产品的大规模开发尤其值得重视。如闽浙赣等省山区之“种靛、采耳、伐木、烧炭”等业的兴盛，万洋山区的垦殖亦“以种蓝为业”，赣南山区则以烟草、甘蔗等为经济作物大宗。经济林木则有油桐、油茶、漆树等。湘赣交边山区是种植麻类的主要地区，以致该区的流民、棚民多被称为“麻棚”。再如鄂西巴东、兴山等地，“山石硗确，地无平衍，农不宜谷，蚕不宜桑，仅资桐、茶、黍、粟、漆、蕨以为生理”（《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5）。秦巴山区则有木材、木耳、香菇、生漆、桐油、白蜡、药材、茶叶、烟叶、染料等种类。光绪《平利县志·物产》称：“乾隆以后，户口加增至数十倍，地利日辟，物产日增，低山以漆、木耳、苎麻、漆油、桐油为大宗，岁所出巨万，有业此而货殖致富者。”而且，经济作物、林木的种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鄂西南山区甚至有“惟专其利于漆、茶、罂粟、黄连外，其余一切可种者概置不讲”之说。木材、经济林特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山区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意义复杂而且深远，难以一概而论。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清代各地曾不同力度地倡导在山区植树造林。在这个过程中，多数省区都采取了相应举措。正是由于人工种植的逐渐兴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知伐而不知种，以致树木稀少”的局面，一些地方如湘西南武冈州、鄂西南来凤县、川东南秀山县等已部分实现了人工栽植替代天然林。清人爱必达《黔南识略》详细记载了黎平杉树从育苗到移栽以及施肥、培育，一直到砍伐、运销的全过程，从运销盛况可见其栽培规模：“自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地，无漏阴，栋梁杗桷之材，靡不备具。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间者，产于此也。”山区大面积种植林木，其意义绝非止于解决民间木材、柴薪问题，亦不仅仅是尽地利、广生计的作用。不过，从总体上考察，明清时期植树造林的成效远不及采伐和毁林垦荒面积之大。

    二、明清时期关于山区开发的讨论

    与山区开发兴盛相应，宋元以后关于山地开发利用的讨论也日渐增多。其间，有识之士思考、讨论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关于山地开发利用的方法和技术，二是山地资源开发的后果和影响。有关山地开发利用技术的论述出现了一些专门的、有意义的或总结性的论述。其中关于垦山为梯田，以元代著名学者王祯的“梯田说”最为经典、全面，“下自横麓，上至危巅，一体之间，裁作重磴，即可种艺”，“叠石相次，包土成田”等，抓住了梯田的主要特征。明代之《农政全书》、清代之《授时通考》等，无不沿用此说。王祯不仅是一位农学家，而且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地方官，于土地资源利用、人口、土地所有制、农民负担等社会经济问题多有关注，所揭示的“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的土地垦殖趋势和“力田至此，未免艰食”的民生窘境，皆颇具深意。所记“山势峻极，不可展足，播殖之际，人则伛偻蚁沿而上，耨土而种，蹑坎而耘”的高难垦殖现象，亦值得高度重视。其《梯田》诗以另一种形式描述了梯田及其相关问题，可与其“梯田说”相辅相成。“非水非陆何所兮，危巅峻麓无田蹊。层磴横削高为梯，举手扪之足始跻，伛偻前向防颠挤”，这类诗进一步展示出当时垦殖的艰难及山地资源开发的程度；“田家贫富如云泥，贫无锥置富望迷”、“我今岂独非黔黎，可无片壌充耕犁”等句，则揭示了土地资源占有不均等社会问题及其与山地垦殖的关联，体现着作者观察社会问题的深邃眼光。

    清代蒲松龄的《农桑经》及杨双山的《知本提纲》、包世臣的《齐民四术》等，对山地利用的方法、技术分别有较为深刻的论述。蒲松龄的《农桑经》指出：“山地得力在堰，缺处宜早修，水口宜急塞，或加填叠，一则不致冲决，二则雨水落淤，名为‘天下粪’。若水大不可遏防者，则以石叠起水道，使勿刮地成渠。若高堰，则用石和沙灰垒之，或用三合土，如筑墙状，架板打之。谚云：‘地无唇，饿煞人！’信然！”这里的“堰”当指水平梯田的田埂，而非灌溉取水设施之堰坝。能否保持水土是山地垦殖的关键，而拦蓄雨水、防止水土流失正是修筑梯田的要义所在。蒲氏关于“堰”对山地垦殖至关重要的认识，体现出当时山地垦殖认识的较高水平。杨双山《知本提纲》等亦有类似内容。显然，力求通过人的努力扩大土地利用范围、提高耕种水平、保持山地水土乃共同认识。包世臣则从“天下之土养天下之人，至给也”的观点出发，努力寻求解决生计的途径。对山地开发，提出自山尖以下，分为七层，“五层以下，乃可耕种”、“上半不开，泽自皮流，限以下层，润足周到”、“两年则易一层，以渐而上”的自下而上、分层开垦、开下不开上的开山之法。作为清中叶有名的经世派士人，包氏非常重视社会现实问题，对人众地狭及棚民开山种地引起的山地水土流失亦不无关注，其论说有较多的技术成分，且有很强针对性。

    清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从尽地利、广生计的愿望出发，关注、考察山区资源的利用问题。包世臣之外，有些来自基层的认识虽然“学理”性不强，却更贴近现实，或有更强的实际意义。湖北兴国人陈治策于嘉庆间出任浙南山区云和知县，在较为详细地考察任地的自然条件、资源状况的基础上，作《劝民殖山示》一篇，提出“以山为县，即应以山为命”的山区开发指导思想。其对山区土地资源的认识，特别是通过与平原地区的比较后对山区资源立体特性的肯定，“上下四旁合拢计算起来，比平洋更多数倍”，“出云降雨，又常在高山”等，尽管只是直观的认定，却不乏值得思考的内容。晚清鄂西北兴山举人吴翰章著《兴山种艺说》，以自己的家乡为例，以粮食作物种植为基本参照，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对山地利用提出了很有见地、颇具可行性的看法，内容涉及山区粮食生产、经济林木的种植和开发、山地利用与环境保护等方面（《湖北文征》卷11）。

    其实，包世臣、陈治策、吴翰章等人的山地利用观念中，蕴含有中国传统农业思想中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不过，以往的理解及运用，较多地局限于粮食作物种植，在新的局势下将其内涵拓宽了。历代统治者追求的“地无旷土”境界，“非必尽陇亩也”；所谓的“生之者众”，亦“非仅言稼穑也”；以多种经营为主旨的“树艺”亦是其中的应有之义。比较山地粮食作物种植与经济林、经济作物种植的综合效益，优劣不难判定。特别是对刀耕火种的认识、对种植树木有蓄土积水，改善农田、保护环境之效益的强调，值得后人重视。

    农田水利与农业垦殖的关联为众所周知，徐光启的《旱田用水疏》总结了用水之源、用水之流、用水之潴、用水之委等数十种用水方法，其用水之源（泉）的六种方法，大多与山乡田地灌溉相关，并引用“水行百丈过墙头”之谚来说明利用源高之水的优势，强调源高之水与梯田灌溉相结合。“源之来甚高于田，则为梯田以递受之。梯田者，泉在山上，山腰之间，有土寻丈以上，即治为田，节级受水，自上而下，入于江河也。”随着山地垦殖程度加深、海拔提高，以及相应的山区水文条件较大幅度的变化，山区农业水利建设难度大增。许多陂堰“穿岩渡峡”、“凿山导水十余里”，或越数山，历时十数年方才建成。宣统《永绥厅志》记载本地灌溉设施有山腹凿峡，俾水从中流的“穿山峡”；沿山开沟，引水奔流的“赶山鞭”；悬枧引水，以此山之水溉彼山之田的“过江龙”诸名目，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工程建设之艰难险阻是可想而知的。时人曾概括云：“水利所兴，有土，有石，有沙滩，有山凹；其引之者，有直，有曲，有长数十里，有短不及半里，有过溪涧者，有凿山腹者；有土筑者，有石甃者，有支木枧者，有砌石槽者，有用木闸者，有下铁桩者；有烈火煅者，有酽醋激者；其制引水之器，低田用虹吸、鹤饮，高则用恒升、玉衡等具…”（张鹏飞《修关中水利议》）各种形式、措施、技术，庶几应有尽有，可谓千方百计，不遗余力。经过长期不断反复摸索、总结，山区小型灌溉设施日趋系统化。乾隆《溆浦县志》记载的筑坝取水设施就有溶、圳、闬、闰瓴、腰瓴、底瓴、塞榨溪、腰坝、扶水坝、枧、筒车坝等名目，足见丘陵山地的灌溉已形成系统的设施，截流、蓄水、溢洪、分水、引水、提水以至行船等都有相应的措置，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正因为如此，才能够引水数里、十数里之外以收灌溉效益。

    山区是大多数河流的发源地，亦是生物多样化的宝库，具有涵养、提供水源和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防御或减轻自然灾害的重要生态功能。另一方面，山区又是生态环境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区，具有脆弱易损且恢复困难的弱点，一旦山区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不但本身生态功能受削弱，进而会加剧平原地区的自然灾害，甚至导致生态系统长期恶化得不到恢复。对此，历史上亦有有识之士给予高度关注。山地开发的综合影响，特别是对盲目、过度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影响的关注，宋代以前已经出现，但是，就其认识之广度及深度而言，亦以明清时期为甚。明清时期资源开发程度已高，环境问题暴露亦较为充分，因此，有识之士的思考大多从披露盲目、过度垦殖扩张致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由此产生消极影响开始，进而揭示环境保护、自然保护的意义，而不是单纯从理论上论述环境、自然应该保护。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山区、山地资源特性理解基础上的，如雍正十二年内阁学士凌如焕奏称：“山田则泥面而石骨，土气本薄，初种一二年，尚可收获，数年之后，虽种籽粒，难以发生。且山形高峻之处，骤雨瀑流，冲去田中浮土，仅存石骨。”（《清世宗实录》卷144）较为系统的论述，明代有阎绳芳《镇海楼记》、胡岗《疏浚水道记》、刘著《赤山湖水利说》等，清代有梅曾亮《书棚民事》、胡景洛《南乡水利说》、牛运震《查复封闭山林事宜状》、魏源《湖北水利论》、裘行恕《垦山十害十利告示》等。

    与此前相比，有关议论不仅更多，思考、认识所涉及的领域更广，亦更为深化。突出者如清人对恶性水土流失乃至山崩泥石流的认识：“史载山崩，恒在大霖雨之后。盖因水入山隙，无处不到，冲动隙中之土及石砾，随水觅路而出，石之依土而立者，立时改变，水势漫大，牵引处多，故致骞崩。然必其平日山底本已为水潄食空虚，此时又因大水冲刷、淘汰而生变动也。”（刘岳云《格物中法·水部》）又如对山地盲目垦殖影响水源的认识。道光《永明县志·风俗》称：“伐山畲种，水源缩小，地利尽而农事伤矣。”道光《永州府志》卷一亦云：“从前山中树木稠密，落叶积地，滋润存水，渐渍入溪，故溪流不涸。今山木日稀，无积叶可以存水。雨霁数日，溪流易涸，致堰田无水可注。”鲁仕骥《备荒管见》提出“培山林”以减水旱灾害主张：“山无林木，濯濯成童山，则山中之泉脉不旺。而雨潦时降，泥沙石块与之俱下，则田益硗矣。必也使民樵采以时，而广蓄巨木，郁为茂林，则上承雨露，下滋泉脉，雨潦时降，甘泉奔注，而田以肥美矣。”森林植被破坏引发表土流失问题较早为人们所认识，对水源缩小甚或导致泉源枯涸的认识则更进了一步，不仅认识到雨水尽泄易形成山洪，而且揭示了植被与水源蓄养密切关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对有色金属采冶污染环境已有所关注。湖南乃有色金属的重要产地，最迟到明末清初，已有对锡、铅等金属采冶污染问题的明确论述，明崇祯间郴州举人喻国人《锡坑十害说》可谓代表作。其说云：“煎淘恶水，一入田畴，竟成废壤。不但衣食无资，并国赋何办？”“恶水一出，数十里沟涧溪河皆成秽浊，民间饮之，辄生疾病。”“万山环聚，厉气本深，更加掘发瘴雨岚烟，染者多疫。”（康熙《郴州总志·风土志》）工矿业的有害烟尘污染、废水、废气污染之害，至近代西方工业大发展之后日益严重，亦因此方才引起世人高度关注，并成为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主题之一。明清之际，在中国尚未发展近代工矿业的时代，有识之士对此问题能够有所关注、观察，尽管未尽深刻，其意义颇为重要。

    深入考察发现，面对经济效益与环境后果的矛盾，不少人是无奈的。即一方面认识到过度毁林开荒，盲目、不合理垦殖山地造成的广泛而且深远的影响，同时，又不能、亦无法不正视客观的、活生生的生民生计现实，多陷入梅曾亮《记棚民事》所记的两难境地。也就是说在人口不断增长、土地等资源相对稳定（或有限）的条件下，垦殖扩张有其客观内在动力和合理性。今天提出的控制人口，改进、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等缓解矛盾的途径，在当时却几无可能。另一方面，中国地域广大，自然条件复杂，生物多样性组合、结构及其适应性互有参差，经济开发先后时间悬殊，环境变迁走向、趋势以及相关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因此，历史上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各地域间存在诸多差别，亦需要给予特别重视，不可一刀切之。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