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拜年中不变的DNA

    新春将至,办公桌上的贺年卡与日俱增。不要以为这是洋玩意儿,其实,它才是地地道道的“土特产”呢。

    北宋时期,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的名片“谒”、“刺”开始用于拜年,化身为贺年帖。现存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一张贺年片,是北宋大文学家秦观送给子允学士的,且是由他亲手书写,内容是:“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宋以后,贺年卡越来越普遍地使用在社交礼节性的拜年中。元代的“飞帖”、明代的“代僮”等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从最初的“磕头交相揖”式的面对面拜年,到逐渐走向更便捷、针对面更广泛的“贺年帖”,再到如今风靡的网络拜年等,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拜年这样的民俗中均有相应的投射。

    “团拜”源自汉代,是拜年习俗之始

    张勃(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副教授)：汉朝中期以后,每到岁首,朝廷要举行大朝会,群臣聚集起来,有时外国客人也加入进来,给皇帝、皇后等叩首,进献礼物,庆贺新年添寿,皇帝则宴请群臣,并经常加以赏赐,这个场合经常有乐舞表演,显示出一种其乐融融的和谐场面。这种仪式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和政治含义,通过这样的仪式,确立了君臣之间的既有上下之别又有共同利益的复杂关系,也确立了中央和地方、帝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对内显示繁荣,对外彰显国威。或许这可以算作是最早的“团拜”吧。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正旦朝会从汉代一直延续到清朝,始终是皇家的重要典礼。在朝廷的推崇下,民间拜年也日成习俗。朝廷将岁首作为展示与加强君臣之义的时机,民间则作为乡里家庭聚会的良辰。

    拜年方式折射人际范围逐渐扩大

    苑利(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唐宋时期,由于人际往来密切,此时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贺年卡的交际功能。有时由于应酬太多,分身乏术,东家常常会指使自家的孩子或下人挨家挨户地送帖。送帖人如果时间紧,就会直接将贺卡扔到人家门口了事。所以,历史上贺卡又叫“门状”或“飞帖”。

    正是由于当时社会有了这样一种需求,所以,在宋代,一个新行当——邮递业应运而生。宋代张世南所撰《游宦纪闻》以记录土俗掌故、逸闻轶事、风土人情、文物鉴赏而著名,书中记载了每逢冬至、元旦等年节,“凡在外官,皆以状至其长吏”的习俗。从这里也可看出,宋代已经有了专门邮寄贺年卡的业务了。而贺年卡真正被称为“贺年帖”被加以使用,还是明清以后才出现的。

    萧放:明朝中期北京有所谓“望门投帖”之俗,就是一种礼仪形式的拜年。那时,东西长安街住户大多是朝廷官员。拜年的人不问张家李家,只管从东街到西街,一路“望门投帖”。拜年帖上写“某某拜贺”,所拜的主人名字都没有。被拜的人也是应付,要么设个门童,要不干脆在门口准备一个红纸袋,称为“代僮”,专门接拜年帖子,或者准备一个门簿,来客登记留名。

    张勃: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结点,因为不同的缘故而与其他人结成或远或近、或亲或疏的关系。传统社会中,这些关系基本是建立在血缘、姻缘、地缘之上,因而拜年尤其注重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的调整。可以说,旧时拜年的过程,就是家庭关系强化的过程。随着社会发展,除了血缘、姻缘,业缘和志缘的关系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于是现在基于业缘关系和志缘关系的拜年也变得越发重要了。

    科技进步引发拜年方式的巨变

    李汉秋(中国民协节庆委员会主任、传统节日放假的首倡者):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拜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走家串户地登门拜年,一天下来最多走四五家,道远的就只能寄张贺卡了;后来,随着家庭电话日渐普及,人们可以通过电话相互问候,就算天南海北,距离也就是电话线那么长了;及至目前,手机成为日常生活用品,短信拜年变得司空见惯。平日里疏于问候的亲朋好友,发个短信送上祝福,手指动动,就与更多人进行了情感交流。 

    网络拜年更是这一两年的时尚。去年春节前,我的电子邮箱收到了不少亲朋好友发来的电子贺卡,制作相当精美。今年我刚学会用电脑视频,昨天就有学生问我有没有3G手机,想春节的时候用手机视频给我拜年。

    正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不断注入崭新的时代气息,拜年,这一传统的年俗才能够与时俱进、充满活力与生机。

    苑利:尽管拜年的形式在变,但人们通过拜年传递关爱之情这一点,却始终没有变。而这不变的情,也许正是来自于中国文化的DNA吧。（本报记者 李 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