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坏道德而提倡仁义，是圣人的罪过

    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biéxiè）为仁，踶（zhì）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庄子·外篇·马蹄》 

    保持无知的状态，也就不会脱离至德、大德、玄德；保持无欲的状态，也就会处于朴素、质朴、纯正的情况中。能够素朴，也就能使万民百姓的天性得到发挥满足，永葆无瑕的天性。到了某些所谓圣人那里，吭哧吭哧搞出个仁来，吱扭吱扭闹出个义来，好了，这一回天下就琢磨疑惑嘀咕上了；再随心所欲地弄出点乐，别别扭扭闹出一大套礼法礼仪礼数，天下众人也就分了家——分裂，分化，互为陌路，互不理解，乃至互相敌对起来了。唉，不砍伐纯朴的树木，哪儿来的酒器？不毁坏洁白的璞玉，哪儿来的璋？不废弃自然而然的大道玄德，哪儿用得上仁义？不背离真实的性情，哪儿用得着礼乐？五色不错乱，哪儿能调出好看的色彩？五声不错乱，哪儿能应和六律？砍伐树木而制造器具，是工匠的罪过；毁坏道德而提倡仁义，是圣人的罪过。

    文章写得真漂亮！稀奇的、与众不同的思路，写得洋洋洒洒，雄辩而且情绪饱满。你说这是庄子的幻想吧，这些说法却确实不无道理。仁义的说教有时会变得虚伪空洞，残害性灵，会成为迫害他人攻击他人的旗号。自古以来，政治斗争中的一方，总是会以对立面不仁不义、无道无德为理由号召鸣鼓而攻之。所谓鸣鼓而攻的鸣鼓，就是鸣仁义之鼓。礼法与按礼法奏乐，有时也会令人生厌，变真情为走过场。所谓行礼如仪，潜台词是并无真情实感。各种制作，不是没有可能变成造作，变成对于材料的浪费毁弃，将无数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莫名其妙的工艺中，成了自找苦吃、自找麻烦。人的这种“制造”的习惯，破坏了多少生态，糟蹋了多少资源！求新逐异、浮躁追风、装模作样而实际上是资质庸劣的艺术，闹出了多少混乱变态、自欺欺人的色块与音响，毁坏着而不是陶养着人们的耳目身心。庄子太有预见了，他已经预见到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视听信息的爆炸与危殆了！他早在两千数百年前，已经呼吁原生态，呼吁回到大自然了！

    这里的有了仁义天下始疑、搞了礼乐天下始分的说法也极精辟。依此而言，后天的、由圣人辛辛苦苦制定宣讲的仁义之说，不过是凭空增添了麻烦与困惑。人做各种事情，本来靠自己的本性与良知就可以做出判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一加仁义之论，一搞外加的概念崇拜、概念统制，反而使疑义增加。例如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夫唱妇随，一般情况下似乎比较好办，如果父子、君臣、夫妇之间出了矛盾，各说各的理，或者是君、夫的责任更大，怎样做才符合仁义的要求呢？不疑才怪，不争才怪。至于礼乐使人分家，这个思想就更先进了，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文化冲突的滥觞啊，你提倡你的礼乐，我提倡我的礼乐，两者不统一，能不掐起来吗？

    这是勇敢的逆向思维，这是东方古典的阿凡达：你们都说伯乐等专家能人伟大，我偏偏认定是伯乐给野马天马、是木匠给林木、是陶匠给土石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给自然给人类带来无尽的麻烦，是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带来了虚伪、矫饰、空谈、歧义，搞得人生如此复杂而且纷扰、生硬而且痛苦。而理想的盛世是远古，是万物成群连属其乡的混沌状态。是人与草木，与鸟兽的不分彼此，共生共游，欢欢喜喜！什么时候统治者能够也明白这一点，走向恢复远古生活的大治与无为呢？

    可以说，《马蹄》一章是《庄子》的准文化批判主义、准非治理主义（尚不是无政府，但多少通向无政府主义）、返朴归真主义、准泛神主义即自然神主义，是老庄的大道乌托邦主义的宣言与标本。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