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要构建“核心价值体系”？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已然进至一个重要关口：经济迅速崛起并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持续显示出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强大力量；政治民主建设渐次展开并沿着正确的方向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文化道德建设日趋紧迫而又空前繁复，成为关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及其未来前景的关键性课题。

    国家强大不独有赖经济崛起，更有赖文化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深厚强大

    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创造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之“伟大变局”。然而，市场经济和现代商业化所带来的物质实利主义和世俗主义浪潮的强势冲击；现代生活方式多样化衍生、文化多元化竞争所带来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的加速俗化；开放世界和异域文明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冲撞；以及，最为重要的是，近代以降文化自我意识和本根信念的不断降低与迷失、乃至激进情绪主义的自我否定——包括对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近百年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价值体系的自我遗忘和疑惑不诚，导致出现文化低俗、信仰匮乏、精神脆弱、伦理失范、道德沉沦的忧心局面。不正视和改变这种局面，将会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而改变这种局面的关键正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正因为如此，早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并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这一时代性主题。最近，《红旗文稿》第15、16、17期连续刊出署名文章，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重要文化价值构建主张，并对之做了系统而精辟的理论阐述。关于“文化自觉”，作者认为它“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关于文化自信，作者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的深刻见解。关于“文化自强”，作者指出，“就是立足自己的实际，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出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而“文化自强”的灵魂“就是凝聚在文化之中、决定着文化质的规定和方向的最深层的要素，就是核心价值观。”把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自强”的“灵魂”不仅深中肯綮，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急迫主题：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强大不独有赖于经济实力的雄厚，更有赖于基于雄厚经济基础的文化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深厚强大。

    然而，如何构建核心价值观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文化主题。在进入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的话题之前和之中，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或者需要弄清楚这样几个前提性的问题：首先，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特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而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必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因之第三，欲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同时弄清楚何为“中国特色”？何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后，“中国特色”是能否同“社会主义”相容并凝合为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

    对于前两点，我们已然有了明确的国家意识和政治共识，在此存而不论。对于后两点，我们似乎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疏理。

    “中国特色”由何而来，因何而立，为何必须

    先让我们从时间性的维度来看。就中国社会文明和文化而言，我们需要思考四组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数字：（1）五千年中华古代文明历史和两千多年儒家主导型多元一体的古代文化思想史；（2）百年中国近（现）代文明史和反儒家乃至反传统的中国“现代性”文化思想史；（3）60余年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和30余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4）人类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的千年思想流变、百年实践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的60余年历程与30余年变革创新。不厘清这四组数字所饱含的复杂而深刻的文化思想史意味和社会实践意味，我们就很难了解“中国特色”由何而来，因何而立，为何必须！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两千多年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华文化传统承袭就是我们的文化“本来”。我们无法真正摆脱自身的文明“基因”和文化传统而“净身”进入现代化世界。若如此，我们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看起来颇不可能解答的难题：社会主义是如何进入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并与之相容相处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之领导“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回答的：儒家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再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但却可以——且事实上也必须——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资源和日常伦理滋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一要义的根本理据。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近代百年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最后抉择。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中国敞开国门——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迎接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在经历多种“主义”纷争、多次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爱国主义的国家伦理与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是统一的核心价值。

    拒绝以“时尚”遮蔽文明、用“偶像”替代典范、放任社会文化和价值理想的流俗沉沦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建设的将来，然而，“着眼将来”的前提和基础是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我们的文化现实，尤其是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我们社会的道德现状和价值观念趋势，这就是现实实践性维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比时间性维度的分析理解更重要，也更复杂。

    毋庸讳言，我们的文化现实不仅空前复杂，而且十分严峻。在今天，你既可看到感天动地的“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和“世博精神”，同时又不断遭遇“范跑跑事件”等让整个社会尴尬无奈的非道德和反道德局面，甚至面对社会“道德底线”一次次被突破下沉而深感焦虑。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是：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价值多元化趋势，我们必须在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认同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面对依然复杂的国际政治紧张和国内政治民主改革的多重张力，我们必须重新梳理和构建社会的主导型价值观念形态即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健全的社会意识形态！面对市场经济日益强劲的世俗主义和实利主义冲击，我们必须找到足以规制“三俗”倾向的精神文化力量和价值理性化方式！面对诸如网络虚拟流俗、文字语言粗俗化和社会价值理想平面化平庸化的趋势，我们必须坚守生活的真实与真诚，拒绝以“时尚”遮蔽文明、用“偶像”替代典范、放任社会文化和价值理想的流俗沉沦！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古巴比伦文明过早衰落的悲剧和教训，进而，如果我们还能够因此树立并保持我们应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必要信念和理想，那么，我们就必须正视和解决上述问题，由此，构建和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不单显得急迫和重大，而且也将在开辟人类现代化事业的“中国道路”或“中国现代性”的伟大创举中获得它深远而关键的社会历史意义。这就是我们对本文主题即“我们为何需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初步回答，很可能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回答。

    （素描/郭红松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