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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首席专家罗希文研究员，30多年来全身心投入中医典籍的英译工作并致力于向海外传播，用超乎寻常的艰辛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祖国传统中医学的发扬光大、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作出重要贡献。本期刊发罗希文潜心治学的感人事迹，旨在倡导和鼓励广大专家学者树立崇尚精品、严谨求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优良学风。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罗希文研究员，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中医典籍翻译工作，迄今已完成我国古籍医典四个阶段的代表作《黄帝内经》、《伤寒论》、《千金方》、《本草纲目》的全英译本，以及《金匮要略》、《东医宝鉴》、《医方类聚》、《医心方》等多部中医经典著作的英译工作，总字数超过2000万字，被海内外学者誉为“中医典籍全英译本第一人”。这些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中医典籍英译本的相继出版，开拓了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新领域，为推动中医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汉学界独统汉文经典英译工作的局面，标志着我国中医典籍的研究与翻译走在世界前列。
重识神农尝百草 正是东学西渐时
“我认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以任何欧洲语言译出的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著作的译本。毫无疑问,这部著作的问世,将对那些对中国文化史中国医学部分有兴趣的全世界的学者提供极大的帮助。
在这部著作中,罗希文做出了具有异乎寻常价值的工作,这将对全世界的学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医学史作出贡献。”
——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为罗希文翻译的《伤寒论》序言中写道
中医典籍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医的脉学就远播阿拉伯和欧洲。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组织几十名学者、用了半个世纪将《本草纲目》译成20册的日文版《国译本草纲目》。1990年罗希文在美国讲学时见到这部书,受到很大触动,更坚定了他翻译这部巨著的决心。1993年,罗希文开始着手翻译52卷的《本草纲目》。这部被达尔文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翻译难度极大,其内容包含医药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博物学知识,并广泛涉猎古代文学、史学、地理学、中外医学交流史、动植物分类学和文献学。欧美学者曾将其中个别章节译成英文,但全英译本始终阙如。
为了将这部中国古代药物学集大成之作译成全英文版,罗希文的前期准备工作就花了近20年,翻译工作又花了整整10年,积累各类资料卡片达十几箱。对该书的全文英译实际上也是一次全方位的考证,罗希文对原文的一些错讹之处一一订正注解;对所有药名的翻译,全部采用“汉语拼音-拉丁文-英文”对照方式,力求译文的准确性;在附录中专门梳理出中药名称、引用书目名称、全部方剂索引、引用地名索引、古代官职名称等八大索引,也全部采用汉语拼音、英文、拉丁文同时标注,便于西方读者阅读和研究。2003年,遑遑600万言、共6卷的《本草纲目》（全英译本）全部出版,成为我国学者英译中医典籍的一个里程碑式作品。国内外学者盛赞罗希文的工作在东西方读者和学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之桥,使西方读者特别是初学者不再把读“天书”般的中国古医书视为“畏途”。
在现实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行走
中医经典的传播,不能仅仅局限于翻译,更需要理论和文化上的支撑。罗希文为中医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多方奔走呼吁。
近年来,依托《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项目的有力支撑,罗希文率领科研团队除继续进行中医典籍翻译外,还围绕如何更好发挥中医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积极为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课题组汇同中国社科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就医疗体制改革、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防治、食品卫生安全、中医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整理出版中华医藏、全国“两会”有关中医药提案等做了多项工作,得到有关方面充分肯定;先后在12个省市区、34个县市开展中医药国情调研,组织4次大规模问卷调查,召开多次学术研讨会和专题座谈会,将中医典籍翻译和中医哲学理论研究工作,与中医药产业经济、中医知识产权保护、中医管理体制改革、中医文化教育等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罗希文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医经典的传播,不能仅仅局限于翻译,更需要理论和文化上的支撑。只有在深刻阐明和总体把握中医的哲学性质和思维方式的前提下,才能深化对中医原典的理解,推动中医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同样,我国的中医药发展战略也需要借人文社会科学之力突破发展瓶颈,重新焕发活力。为此,罗希文为中医哲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多方奔走呼吁。2006年7月,经中国社科院和国家民政部批准,课题组联合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形成跨学科学术联合共同体,登记注册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标志着中医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态,承担起学术、文化和社会功能的时代使命。在罗希文等多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2009年12月,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中国社科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等联合发起“关于制定《中医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倡议”,表明中医药人文社会科学已经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一个新的成长点。
治学不为媚时语 独寻真知启后人
“要做成一件事情，总要付出一点代价。我接受这个巨大的工程项目，本身就是最艰难的工作，注定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还要有心平气和的心态。”
——罗希文
罗希文1945年出生北京，满族，1968年从北京外贸学院（现为对外经贸大学）英语系毕业。他深受前辈名医的熏陶和影响，真切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拜“伤寒”大家陈慎吾大师的弟子等人为师，系统研读中医理论和中医典籍。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他了解到当时整个欧美都没有一本完整的中医经典著作的英译本，便立志要把中医经典系统、准确地译介到西方去，并使之融入现代医学潮流。从1982年至今，罗希文始终默默耕耘在这片鲜为人知的土地上。
由于长期的青灯黄卷、伏案劳作，身体严重透支，年逾花甲的罗希文疾病缠身，曾四次眼底出血，视力急剧下降，行动要靠轮椅，以至好几次老友“相见不相识”。
而且其间也经历过种种尴尬：社会科学方面认为他的工作属于医学，医学方面认为它属于理论研究，自然科学方面认为它属于翻译。面对一些曲解甚至有人说他“不务正业”，罗希文初衷不改，义无反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坦言：“要做成一件事情，总要付出一点代价。我接受这个巨大的工程项目，本身就是最艰难的工作，注定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还要有心平气和的心态。如果我从事的工作能在世界学术范围产生一些影响，我视为为中国争光荣，争国际学术地位。个人事功无足挂齿，名山事业不可止步。”
如果说，中医药人文社会科学的形成发展与历史机遇密不可分，那么使其成为现实的则是像罗希文这样的科学工作者长期忍受寂寞和孤独、以历史使命感付出的艰辛劳作。
（本报记者 薄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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