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眼中的至德之世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

    ——《庄子·外篇·马蹄》 

    我认为真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并不这样。他们认为，老百姓自有本身的稳定的天性，要穿衣就要织布，要吃饭就要种田，这是他们共同的本能，这叫共识、共同利益、共同的规范。在符合自身天性的活动中，他们彼此一致，却不需要结党成伙，这就叫自然而然，纵性放任于天地之中。

    呜呼庄子！他抨击那些烦琐苛政、严刑峻法，他抨击当时的为政者扰民乱民、坑害百姓反而得意洋洋、吹嘘叫卖、欺世盗名。他讲的伯乐、陶匠、木匠的故事既有趣又发人深省，令人击掌叫绝。但是他的民有常性，只要按常性做就万事大吉的设计却未免天真幼稚，失之于幻想。民有亿万，性有什千，地域、族群、血统、文化、观念，尤其是利益之分别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但民与民能够发生矛盾冲突，人与人能够发生龃龉斗争，同是一个人连自己也有找不到自己的常性的时候，陷于选择上的困惑与两难。再说，有所管理，有所主张，有所维护，有所坚守，也是人之常性，正像无为而无不为、无可而无不可、与世无争等也是常性之一种。你依常性而治，你搞常性乌托邦主义，按谁的常性呢？按庄先生的常性吗？孔先生、孟先生、墨先生、师先生、离先生等都与您常性不同，咋办？没有社会没有家庭，个人难于存活；有了社会家庭之累，就有人际关系的种种麻烦。庄子关于常性的说法很漂亮，但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风凉。庄子的治国之论非常高明，高于常人常理，但是缺少成功践行的实例。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庄子·外篇·马蹄》 

    所以在大德昌盛的时代，人们做事缓慢持重，眼神也都比较专一，不怎么东张西望。（或理解为：做事的状态、看人的神态，都是自然而得意的。）那时候，山岭上没有栈路也没有隧道，水面上没有船只也没有桥梁；万物共生，比邻而居；鸟兽一群一群，草木也是自由自在，连成一片地茁壮生长。所以，想牵上什么鸟兽一起游玩也就一起游玩，想攀缘到哪里去看鸟鹊之窝，也是随便。

    在这样的至德之世，人和鸟兽混居，与万物并存，何从区分什么君子与小人呢。

    写得真好！“填填”、“颠颠”，我宁愿取前面的解释，即持重和专一。虽然解释为自然、得意，与对于放的向往较易衔接。因为庄子喜欢的放，并不是当今奔波迅捷、竞争浮躁之放，而是远古无为无欲、无争无言之放，是在大臭椿树下睡大觉之疏放，是乘大葫芦而游江湖之豪放，正好与缓慢持重、专一踏实相衔接，也正好与当今人们普遍诟病的浮躁相比对。这样的庄子的放，应该能够把持重、专一与自然、得意统一起来。至于老子，并不那么讲放，相反他要讲“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第十五章）：小心翼翼，好像冬天过冰河；醒觉警惕，像要提防四面之敌；还要正儿八经，像做客一般。

    事物的发展与变化，文化的丰富与精微，社会生活视野的无限扩大，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财富的核能爆炸般的增长，欲望因其不断实现所产生的无限膨胀，使人们的心态比古人浮躁得多，现代人要更心慌意乱，更顾此失彼，更疲于奔命，更丢三落四，更晕菜得多。这种信息爆炸、任务加码、动静失衡、生活混乱的痛苦，是值得研究研究、分析分析了。想想庄子的有关说法，说不定对我们大有益处。

    毛泽东有言，差异就是矛盾。庄子的思路则是尽最大努力抹平一切区别、一切差异，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齐物。庄子提倡的是“平心”，这与西方思想家拼命提倡的平等各有千秋。

    当然事情没有这样简单。时到今日，要牵上一只猴子蹓马路应非易事，但是我在不丹王国的经验使我相信，《庄子》的有关说法不完全是乌托邦。在不丹，由于所有的狗受到全民的爱护喂养，于是狗没有私有被私有的意识，没有对立与警惕的意识，没有恶意的吠叫，它们在大街上任意躺卧休息，对于任何人都是友好的。你即使躲来躲去还是不小心踩上了它的尾巴，它也只不过是“哼”一声，缩一缩继续睡觉而已，不会怒目相视，不会发出恶声，更不会龇露牙齿。这太惊人了，也太值得深思了，却是我亲眼见到亲身经历的。

    不丹的狗似乎是所谓的先王之世的狗，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狗，它们没有主人也就没有敌人，没有任务也就没有执著，没有期待也就没有操心。当真是一种理想啊。

    （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