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生命纯洁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的伦敦。道林·格雷是一位纯洁的、有着惊人美貌的年轻人。画家巴西尔·霍华德为他画了一幅肖像。在和亨利勋爵进行一番长谈后，道林开始意识到年轻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于是他签订了一份“魔鬼之约”——他将永远保持他的年轻和貌美，而画像则代其承受岁月和精神堕落的痕迹。

    每当道林有了错误的行为时，就像他意识的改变一样，他会看到他的画像变老。最终，他厌烦了画像所带来的沉重压力，用曾经将画家杀死的那把刀子刺破画像。最后，在完好如初的画像旁边，是形容枯槁的道林·格雷。一把刀插在他的心脏上。

    奥斯卡·王尔德生活的时代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个繁荣昌盛、辉煌的时代，在那个工业化大机器生产的时代，有不胜枚举的伟大的数学、物理和天文发现产生。科学和科学理性的概念至高无上。在1860—1920年间，精神分析和许多其他的艺术流派，如未来主义等也遍地开花。

    人们发现了人类深层的、不为所见的无意识的存在:我们的意识只是占据、使用和感受到我们的能量、智慧和潜力等的15%—30%。剩下的一切都丢失了，这些被丢失的能量或称之为无意识，或变成病理性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是非常封闭和刻板的，甚至有些折磨人。比如说：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谈话的时候，是不能说“桌腿”的，因为“桌腿”容易让人联想到性爱。于是，就称之为“桌棍儿”、“桌脚儿”。实际上，那是一种希望一切都辉煌、灿烂和为万代表率的文明和道德。但是很显然，在这光鲜的外表下，在这社会的唯美主义下面，各个角落也都爬满了一些蛆，受到污染。奥斯卡·王尔德则描写了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的实际情况。

    王尔德一生并不很幸福。因为，他在大家面前表现出来的是同性恋，而这是非常荒唐的。此外，他用他的书来挑衅并讽刺王公贵族、沙皇和王室。他46岁就去世了,还曾蹲过两年监狱，被没收了所有的财产并被罚做苦力。

    王尔德深谙那些被称为不道德的、不为社会所允许的事物和恶习的情况，因为他都经历过。他试图从哲学上来掩盖，称之为“为艺术而生活的艺术”。他极力给其一个美学的哲学解释——罪过就好像是为生命狂欢般的灿烂而冲破束缚。这也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等之前就有过的思潮。

    在王尔德这部作品中，多少带些其自身的影子。当他走在伦敦或都柏林的街道上时，他喜欢听人们说：“那个人是罪犯。他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看，就是他。”当人们这样谈论他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事实上,在任何人的身上，罪过总能看到。当一个人玷污了自身的时候，这个玷污不是从宗教意义上，也不是从道德意义上，而是当他违背了自身、违背了自然所原本赋予的特性时，是能感觉到的。外表上他可能仍帅气、富有、年轻、性感，但内心，可以看到也可以感觉到，充满了污垢。这部电影表现了我们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的每日生活的心理状况。“这不是凭空想象，而是现实的镜子”。 

    道林·格雷这个人物，他的生活总是越来越背离轨道。当他杀死那个画像（用刀刺进那幅画）的时候，我们大家不要只把它当做一个外在的画，它更代表着一个错误的形象，一个偏差屏（一个集聚在脑细胞内部的程序，作用于镜像反射阶段，在自我感知之前进行干预，歪曲从实在到影像的投射。使人对自身产生无意识，并让超我占据主导地位——译者注）的影像。这个偏差屏的影像变成阴影、幻象、噩梦和黑暗的东西，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那么，显然，当击中这个影像的时候，身体就会死去。因为，那个影像是在意识内部的，而带着这个意识的人，就是刺破那幅画的人。画的影像让我们看到了因它而变成的魔鬼。

    王尔德曾在信中写道：“巴西尔（画家）是我眼中自己的形象（缔造了魔鬼的人）；亨利勋爵是世人眼中我的形象；道林，这个很棒的小伙子，拥有天使般的面容，是我期望中的形象”。因此，理想被丢掉，被扼杀了。

    当我观察很多人的时候——他们年纪在四五十岁——总之是那些不很如意的人，他们总是因为年轻时的错误而导致现在不好的状况。“为什么还继续这样做（违背自身去犯错误）呢？”因为他已经自己给自己造就了一个双重的、双面的人格，也就是说，在自身内好像还有一个黑夜的租客，这个人已经和他密不可分，已经是他了。

    通过这部色彩浓厚、沉重的电影，我想说什么呢？我们在年轻时为自己所书写的行为，会终生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印记，过去是无法删除的，那些违背我们自身、违背自然所赋予我们的原有本性的东西是无法删除的。那么，从现在开始，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学会对自身、对自身宝贵的生命和命运拥有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说，保持生命的纯洁性。不只是出于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更是一个能量回归的问题，一个生命回归的问题。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经典的业力原则，也就是因果效应原则。（熊妤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