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有可能“反梯度发展”吗？

    背景与缘起

    西部大开发10年来,由于政府的巨大资金投入、政策支持和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共同创造了西部大开发生机勃勃的良好局面。在接下的10年里，西部大开发将迎来“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然而，必须看到，西部与东部的发展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能否突破区域发展的瓶颈制约，仍是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一。本刊特邀来自京、蜀、渝三地的知名学者，会聚于风景秀丽的峨眉山脚上，就西部未来10年的增长潜力和发展路径，尤其是就西部地区能否突破东中西顺接的“梯度推移理论”，实现跨越式的“反梯度发展”，进行了热烈对话。

    特邀嘉宾：

    陈 耀：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赵昌文：四川大学副校长、教授

    张 波：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邓 玲：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教授

    主持人：本报记者 孙明泉

    西部地区会迎来“黄金10年”的大发展吗?

    主持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年来一批外向型企业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国内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加之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年后,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也吸引了一批东部产业向西部战略转移。有学者撰文称西部将迎来大发展的“黄金10年”,甚至有媒体说西部将迎来“井喷式发展”或“爆发式增长”。各位都是研究西部经济的知名专家,请就此简要评论。

    赵昌文:过去1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确实为西部地区未来10年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国际、国内整体发展环境的变化，也为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机遇，因此说西部大开发将迎来“黄金10年”,大体是能成立的,但要说西部地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井喷式发展”和“爆发式增长”,我认为,还是太乐观了些。

    陈 耀:中央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没有西部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中央要求“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有着重要的实践背景和重要意义。相信在未来的10年内,中央会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给以更多的关注和更大力度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地区迎来“黄金10年”,我估计80%的人可以接受。  

    张 波:我对“黄金10年”的提法持保留态度。因为,未来10年里,西部在发展,但中部和东部同样也在发展。是不是西部的“黄金10年”,你得放在与中部、东部发展的比较中。我想说的是,未来10年,如果中部地区是“铂金10年”,东部地区是“钻石10年”,那西部这个“黄金10年”也就没有多大价值了。

    陈 耀:我不同意这么看。“黄金”、“铂金”和“钻石”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东部和中部如果有“钻石”和“铂金”之说,那它指的也是内涵的提升,而西部的这个“黄金”是指总量和规模的一个大的提升。如果以发展速度来说,从金融危机以来的西部表现和西部的发展基础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东慢西快”的格局将会延续。未来10年,西部地区的增速有可能高于中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从这个角度讲，“黄金10年”还是有可能的。

    邓 玲:对“黄金10年”的说法,我还是比较赞同的。因为,西部大开发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地位很重要,中央已明确它有三个地位，一个是“优先地位”,一个是“基础地位”,一个是“特殊地位”,这三个地位的提出,决定了西部会迎来新的黄金发展的10年。

    主持人:看来大家都不同意“爆发式增长”或“井喷式发展”的提法,就是对“黄金10年”的提法,也是三比一。

    陈 耀:我刚才说80%的人可以接受“黄金10年”。主要是,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后,我们要从过去的外需强力拉动,到现在的扩大内需为主,扩大内需的主战场在中西部地区。西部有71%的国土面积,有28%的人口规模,这个市场的潜力应该说是最大的。我的意思是说,重在扩大内需这样一个大的战略调整,可能是最有利于西部发展的。

    赵昌文:我体会,我们三位虽然同意“黄金10年”的提法,但还是有细微的差别。我想强调的是,由于各地发展的基础条件和优势不一样,因此只能用西部自身的未来和过去相比。过去10年,西部地区总体上体制和制度创新能力和水平低于东部，相比东部，无论是宏观的体制改革还是微观的制度创新，都会对西部有一个更强大的支持。另外,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后,从体制上对西部会有一个更好的更强大的改革的支持。尤其是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深入人心,政策、规划等方面也会给西部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安排。由此，我相信西部会迎来“黄金10年”。至于别的地方是“铂金”也好,“钻石”也好,与西部关系不大。我只和自己的前10年相比。

    邓 玲:国家发展战略上赋予了西部新的历史使命,决定了西部会迎来一个大发展时期。因为我国已向全世界公开承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没有西部的小康,全国的小康就无法实现。而西部要和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就必须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家就会考虑区域协调,政策会对西部有所倾斜。再有一点,就是西部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占有优先地位,在和谐发展中具有基础地位,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我觉得,这三个“地位”就告诉了我们,未来10年,国家对西部的发展会加大支持力度,西部会迎来大发展的10年。

    西部“反梯度发展”的条件具备了吗?

    主持人:刚才三位专家的主要理由,似乎是:西部的地位很重要,国家会很重视,西部因此会有大发展。但问题是,区域发展的力量除了政府的强力推动外,更重要的力量可能还是市场的推动。这方面似乎东部的市场推动力更强呵。

    张 波:正因为如此,我前面才对西部发展“黄金10年”的提法持保留态度。未来10年里,东部的发展力量你不能用政府调控的方法去削弱它或抑制它。每一届政府都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对我们整个国家是没有好处的。东部发展的市场推动力量很强,未来10年里,东部的部分产业可能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东部会不断地向更高端的地方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西部很可能还是落在后面。

    陈 耀:张教授是说,10年后回过头来看,西部和东部的差距有可能还在进一步拉大?

    张 波:这可能是有的。西部未来10年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但更靠自身的努力。如果没有新的发展思路,可能还是赶不上东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刚才说可能西部是“黄金10年”,而人家可能是“铂金”或“钻石”。

    邓 玲:如果单纯是以人均GDP或财政收入来看,张教授所说的这个可能是有的。但如果改变评价的指标体系,就用不着这么悲观。比如从人均占有的公共产品这方面来看,未来10年,东西部的差距肯定是在缩小。另一个就是“幸福指数”。幸福指数今后可能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评价指标,由于国家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肯定也在缩小。再一个就是“人均享有生态产品”这样一个指标,西部的水质，西部的空气清洁度总体上是好于东部的，西部人享有的生态产品比东部人要多、要好。

    陈 耀:“人均寿命”也算是一个。

    邓 玲:是呵,“人均寿命”方面的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现在评价东西部差距的指标有些问题,主要还是用经济指标来比较,很多社会指标没用,生态指标也没用。如果评价发展的指标变了,考核干部的指标变了,看问题和抓工作的角度就会不一样了。

    主持人:对不起,我们今天可能没时间讨论评价指标体系问题。回到“发展”上来,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未来10年,西部有可能实现“反梯度发展”吗?

    赵昌文:是顺接东中西“梯度推移发展”,还是西部“反梯度发展”,关键要看区域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当时的相关条件。改革开放刚开始推进的时候,我们既没有很强大的政府调控能力,也没有很完善的市场体制基础,所以,只能放弃“齐头并进”的发展思路,选择了“优先目标”重点突破,这才有了东部沿海地区今天的发展水平,并带动了整个全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但是,现在的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我们主要的目标选择。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西部要赶上去,就要有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思路。

    陈 耀: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提“反梯度发展”了,就是说后发地区不一定按照“梯度发展”道路去走。按照后发优势理论,西部可以跨越式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前期发展中有一些教训,西部就可以设法避免,有一些技术上过去不成熟,现在成熟了,东部没有的我们可以用。比如低碳、环保、绿色、生态等,这些概念可能都会融入到我们的西部开发当中。西部发展中,很多行业都可以实施这些新的理念,这样我们就会有后发优势。

    张 波:刚才各位提到的“反梯度发展”的基本条件,说实在的,我觉得现在的西部地区总体上根本就不具备。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或者说反梯度发展问题,必须要有条件才能成立。现在看来,这个条件还没有完全满足,中、东、西之间的差距仍然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是属于条件能否满足的问题,而不是这个理论是不是存在。

    陈 耀:我和张院长的看法不完全一样。“反梯度发展”是个大的概念。比如说,在西部的某些行业某些领域,“反梯度发展”还是可能的,西部地区的某些行业某些领域事实上已经“反梯度发展”了,甚至已经在全国居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位置了。当然,要说整体上西部地区“反梯度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可能还不太好说。

    赵昌文:长期支撑东部地区发展的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国际市场的强大需求和西部源源不断的资源和能源供应。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中部地区在劳动力供应和资源能源供给方面,对西部的依存度进一步加强,于是自然而然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能按照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来推进区域发展呢?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和新型战略性产业也给西部地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当然,能不能抓住新机遇反梯度发展,也有多种影响因素,即使是在西部地区内部,也不可能实施完全相同的政策,也要有重点的发展区域,或称之为“新增长极”。 

    主持人:有人说,现在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东部的外向型发展不行了,国家才高度重视西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有的人甚至说开发西部就是开发西部的资源,事实上还是从东部的角度来考虑的。

    张 波:从国家发展的总体考虑,西部为东部发展作贡献好像也没错呵,因为东部的发达地区是我们的经济命脉。

    邓 玲:但国家更要稳固政权,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考虑这个政治因素,要做到各地区总体发展上的协调,不可能让落后的继续落后、永远落后。 

    陈 耀:我不同意说“东部不行了,才发展西部”。没有西部的发展,这个“协调”就会出问题。从整个国家来说,在将来的经济发展中,西部的区位条件,过去原有的资源禀赋,现在算是凸显出来。这个资源富集区,过去我们利用它时,可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输出地。但现在就资源开发来讲,我们已经提出了资源就地转化战略,这个已经明确了。未来10年,西部地区将建设成为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这就是说将来西部地区不仅作为资源的输出地,更重要的是，还要作为制成品的输出地。

    赵昌文:在未来10年里,加快西部发展,不是无奈的选择,而是一种理性的决策。过了这个打基础的阶段后,现在我们的内外部条件能够支撑西部未来10年一个大的发展。而东部的发展,也到了一个需要转型的阶段。也就是说,东部的发展不能像过去一样依靠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资源的大量消耗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是以环境和未来作为代价的。过去的发展模式环境代价太大。东部接下要做的就是结构转型,就是产业升级,就是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市场的核心竞争力。而西部的资源现在不用再拉到东部地区去了,西部自己就有条件加工,以资源加工为基础的产业,西部是有优势的。

    西部地区如何培育自己的发展优势?

    主持人:一个区域是否有优势,不是一个地方政府说有就有,企业对“优势”的理解肯定是从市场方面来判断的。

    邓 玲:不错,从区域经济发展来讲,生产要素总是要向优势区位聚集去寻求更大的效益。因为在势能高的地方,它的效益就好,这是市场规律。此前30年,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实行的是两头在外、外需拉动的战略,我们的最佳优势区位是在沿海。因此,生产要素必然向沿海集中,这是市场的力量。

    陈 耀:不完全是这样,东部的发展不只是市场的力量。如果说市场的力量是“1”,我认为,另外还有“0.5”的力量,那就是政策的叠加效应。东部的发展应是“1.5”个力量。

    邓 玲:你别急呵,我还没说完。我刚才讲的是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情况下,东部肯定是优势区位啦。在市场力量推动下，生产要素肯定要往那里集中嘛。另一方面，当时的政策导向也是要实施沿海发展战略，政府的优惠政策也是向向沿海倾斜的。市场和政府两个力量一叠加就使得东部发展非常快。现在,我们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从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为主转变,或者说是内需外需结合拉动。在这个时候,整个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发生了改变,沿海的优势区位的市场条件、政策条件就有所下降。而西部呢就有所提升。当然，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同理，在西部的发展中,政府的推动和市场的推动两个力量都很重要。一个就是国家的战略部署。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战略意图比较有利于西部了。另外一个就是市场的推动力,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从外需推动为主转为内需推动为主,这也是比较有利于我们西部的。

    张 波:我不是很赞成这样的分析。我理解,邓教授是想说,由于我们要由外需拉动型发展转向内需型发展,所以沿海的优势相对来说就减弱了。言下之意,是说未来10年西部的优势就增强了。但事实上,不管你是外向发展还是内需转向,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东部发展了几十年以后,它所建立的雄厚的产业基础还在,它对要素的吸引力还是比西部大。东部的部分产业可能会向西部转移,向内地转移,但它实际上追逐的还是西部的资源。

    陈 耀:产业转移有三个驱动,一个是低成本驱动,一个是市场驱动,一个是资源驱动。这是目前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原因。我认为,西部的劳动力成本低,这个低成本驱动还是第一位的。

    张 波: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追求劳动力低成本的。一些来西部投资的企业,它只是把部分价值链低端产业放到了西部,关键的环节西部自己做不了的。这样的话,东部还是控制着你西部相关产业的命脉,还等于给东部人打工。

    赵昌文:说到未来10年西部发展的推动力,我想起最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题目我记不得了,但里面有两句话我印象深刻。文章说,“中国的东部是私营企业发展的‘故事’,而西部可能是国家引导下资本主义的‘专著’”。我们暂不去评价美国人所说的“国家引导下的资本主义”对不对,我关注的是“故事”和“专著”的不同。“故事”有点像“小说”,而“专著”可不是“小说”呵。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以往中国东部的发展中市场的力量起了基础作用,而西部未来发展中需要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推动。

    主持人:国务院前不久发布了《关于西部地区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有人认为这会带来一轮“产业西进”。

    赵昌文:我不太赞成“产业西进”这个提法。那给人感觉似乎变成了一个“政府动员式”。仔细研读《指导意见》,你就会发现里面并没有“加快、促进”这些概念,它有个重要提法叫“引导产业有序转移”。我理解,这里强调的不是说要“鼓励”或者“加快”东部转移而西部承接这个过程,而是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中西部地区如何避免污染转移类似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向产业园区集中,如何使这个产业的转移能够有序,产业如何更好地实现对接等。

    张 波:未来的西部要加快发展,工作重点应是提升西部的自我发展能力。其中,最核心的,我认为就是产业培育。如果只强调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话,我顾虑的是,在转移过程当中,西部地区承接的可能只是比较低层次的一些东西。

    陈 耀: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转移可以从产业上来讲,也可以从要素上来讲,投资要素的转移也是转移。可能不少人认为,东部人不愿干的才转到西部。事实上不完全是这样的。前一段我在上海就发现,有一些企业想到西部的成都、重庆或西安来投资。我看了他们的材料,发现其中有一些是高技术产业准备往西部转。他们看中的就是成都、重庆、西安这些地方的人才资源,不只是说劳动力成本低。西部地区近些年产业配套能力也在逐步增强,一些地方的产业集群的配套能力已经在改善,有可能吸引东部企业转移过来。今后是要进一步改善软环境,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邓 玲:其实，西部的城市和东部的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差距是比较小的。另外,从工业发展的形态来讲,现在的工业都是集中集约、集群发展,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业向园区集中”，而从园区的发展来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也是比较小的。

    陈 耀：要避免无序，一定要有一个部门引导。可以考虑建立产业转移与承接的公共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想转移的企业信息和承接方投资环境都很容易查到。

    赵昌文：还要成立一个对接协调的机构，有效降低西部地区招商的成本，也能有效缩短“转移-承接”的周期。

    张 波:仅仅是靠这种转移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一个是要“转”,另外一个西部要发展,还得要“抢”。要抢什么呢,这需要加强相关方面的研究。我认为,要抢那些国内暂时都没有的,或者是那些可以往西部放的也可以往东部放的,这叫是“抢”。

    如果仅仅是靠市场的力量,西部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时间段内,真的是无法和东部进行竞争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必须要考虑刚才陈老师说的“1.5”的问题,就是说,市场“1”,政策的叠加“0.5”。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务院发的这个《指导意见》导向的作用很重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陈 耀:我同意张教授这个“抢”。未来10年里,西部可能抢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西部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东部的产业转移对西部也是机遇。产业转移和承接,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复制,不是把原有的东西搬过来。在产业承接方面要建立示范区,在转移中,使产品、技术装备、工艺比原来都有所提升。

    主持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如何有效避免盲目性也是个问题呵。

    赵昌文:完全有这个可能,所以才需要加强引导。有几点必须强调,第一是要考察要转移到西部的产业是不是西部愿意要的,是不是符合发展方向;第二就是你愿意要但能不能办好,有没有产业配套能力;第三是,有些高新技术产业不见得东部就一定比西部领先很多,比如航空航天、信息技术、重大装备制造业等,不必等承接产业转移,西部自己就可以发展得很好。第四,我们既要承接我国东部的产业转移,同时,我们更要承接国外的产业转移,否则西部地区永远不可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邓 玲:我觉得要处理好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国家要从战略上来进行引导,避免无序的转移。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着眼点,还是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完善西部的产业链、延长西部的产业链、优化西部的产业结构为目标。如果盲目地接受,饥不择食,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西部的竞争力。我建议从国家层面成立一个关于产业转移的指导委员会,帮助西部地区去筛选一下,看这个项目是放在四川好呢,还是放在贵州好。

    陈 耀:我同意。要避免无序,一定要有一个部门引导,我认为还要建立产业转移与承接的公共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转移的企业信息和需要的承接方投资环境都很容易查到。

    赵昌文:还要成立一种对接协调的机构,有效降低西部地区招商的成本,也能有效缩短“转移——承接”的周期。

    张 波：仅仅是靠这种转移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一个是要“转”，另外一个西部要发展，还要“抢”。要抢什么呢，这需要加强相关方面的研究。我认为，要抢那些国内暂时都没有的，或者是那些可以往西部放的也可以往东部放的，这叫是“抢”。

 (协调及摄影:肇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