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文化可能是更大的灾难

    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fǔfú）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庄子·外篇·骈拇》

    于是乎有了骈于明者，即目光超级明利之人，他们沉醉于五颜六色，痴迷于花纹图案，用颜色鲜艳的服装耀人眼目，这不就是离朱之流吗？比旁人听觉更发达的人，沉醉于五声的起伏，痴迷于六律的变化，造出金石丝竹等不同质地的乐器和黄钟大吕等多种多样的曲调，闹腾起来没完没了，这就是师旷之类的人干的活计。画蛇添足、节外生枝地搞仁字当头的人呢，人为地拔高德行，生硬地堵塞天性，借以沽名钓誉，把本应该由个人的良心负责与监督的道德自律高调化、表演化，让天下人都吹吹打打地去奉行那些自己和旁人都难以做到的仁义道德。这样的人就有曾参和史(qiū)之流。

    这一段议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相当新奇。中国本来是最讲究泛道德论的，“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礼记·中庸》），以德治国，修身是学习的根本，德才兼备，德在首位……这样的观念，上下已经数千年。甚至两性关系，都是要道德挂帅。泛道德论有它的力量，也有它的煽情性。皇帝可以以之要求愚忠愚孝，人民也可以以之造无道昏君的反。即使你坚决主张自由恋爱，听戏听到《秦香莲》韩琦杀庙，“秦香莲手捧钢刀去喊冤，紧接着钢刀怒铡陈世美，人人敬佩秦香莲”，你也会起共鸣，更不要说各种忠臣戏了。

    偏偏庄子指出了泛道德论可能的虚伪性与非操作性。“枝于仁者”，即节外生枝，把仁义道德变成外加的教条和规范。“擢德”，即拔高道德名声，将其理想化，如推举孝廉做官，导致孝与廉变成登龙升官捷径，其实孝廉虽好，不等于能胜任公共管理。“塞性”，即矫情，堵塞天性，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这方面的记录堪称骇人听闻，如荼毒女性的节烈“道德”。“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即最后使道德说教变成高调伪善，还闹腾得鸡飞狗跳。关于这方面，读读明清小说就明白了。以德治国好是好，提倡德行是必要的，但必须首先是依法治国，是法制国家。文化文化，在文化中道德很重要，但同时必须辅以理性、法制、制度、以人为本的原则。现在读《庄子》，我们有可能更感到庄子的可贵，虽然还远远不够。

    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庄子·外篇·骈拇》

    多言诡辩的自作聪明者，他们堆砌词藻，像是在把瓦片叠个老高；他们罗列观点，像是把绳索系上死扣，疙里疙瘩；他们任意窜改命题，歪曲文句；他们玩弄什么坚不是白呀、同不是异呀之类的毫无意义的诡辩，声嘶力竭地自吹自擂，逞一时口舌之锐利，进行抽象无益的名词帽子之争，这不就是杨朱、墨翟等人的勾当吗？这些说起来就好比是人们的连趾、六指、附赘、悬疣，不是真正的正道啊。

    这里以杨墨为典型所作的批评，用今天的语言来说，是在批判一种歪曲的学风：空谈、诡辩、累瓦（堆积名词）、结绳（疙里疙瘩）、窜句（窜改文句）。这样的学风我们也不是没有见过，毋宁说是身边就有。

    庄子——某种意义上老子也是一样，他们主张天道、自然、大道，这当然很好，但是他们看多了世人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能人、大人物、有大志之人的愚蠢与蛮横，他们干脆否定人为的一切与文化的全部。其实，人既然是自然的作品、大道的下载、天地的所生，人的一切好与坏、智与蠢、道与非道，也都是天、道、自然的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不一定等同于天、道、自然，但人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开天道的运行，人不一定注定成为天、道、自然的敌对力量。

    人既然需要自然，那么说明自然也需要人。文化可能带来灾难，无文化却可能是更大的灾难。仁义道德的教育不一定完全成功，这里有伪善化、形式化、竞争化、表演化的可能，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里完全没有仁义道德，如果只有动物本能，其后果会成为什么样子，也是不难想象的。智慧有可能带来阴谋诡计、勾心斗角；愚蠢则可能带来野蛮残暴、无知迷信、自戕自灭。许多族群的古代习俗中就包括了这样的部分，例如以活人祭天、祭太阳神等。一味地提倡人定胜天，叫喊“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出自“大跃进”歌谣），未必可取；一味地叫停人类的活动与文化，也颇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