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农民变市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毛寿龙：

    身份转变关键是就业

    拆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全世界的城市化都要经历的过程。现在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使得财富从逐渐积累到一夜变富，财富的积累过程加快了。在这种快速的变化面前，有些人出现不适应也是可以理解的。

    需要指出的是，因拆迁获得巨额补偿款，这本身是好事，值得肯定。后来产生的问题，本身并不能否定巨额拆迁补偿的正确，因为这也是让农民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因为财富的快速增加，有的人适应得较好，但有的人则可能会在心理上和人际关系上都出现问题。有些问题，政府可以干预，但有些问题干预起来可能并不容易。比如理财培训。像欧美一些国家的银行在处理这些因拆迁获得巨款的问题时，会给这些拆迁者配备专门的客户经理，帮助他们打理财富，但我国目前农村的金融服务显然还达不到这个层次。所以，要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基础还在于良好的产权制度，因为良好的产权制度是个人决策权的基础。

    其实，进入城市生活后，农民变市民的关键是就业，就业后就有了单位，从而从单位获得的一定的归属感，这对维持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所以政府加大就业培训力度，拓宽就业渠道，实际上也是在帮助进城农民变为市民，而且效果可能还更有效。

    本报记者李金桀采访整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周孝正：

    制度设计要更细致更科学

    就像电影《百万英镑》一样，我们让农民一夜暴富又不让他们消费，这并没有道理。正所谓，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生命也不能承受之重，拆迁一夜暴富暴露了我们在拆迁立法、执政上的某些缺失。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依然要坚持“依法治国”，也要坚持“以德治国”。

    首先，要完善拆迁相关立法，对拆迁补偿、社会保障、投资渠道都要作出具体细致的规定。其次，要对拆迁农民进行教育，要对他们进行“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价值观教育，让他们得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代传统思想的精华。最后，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土地收入从六七千万元增长到2.7万亿元，由土地财政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从而爆发出来。此外，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拆迁农民如何变为市民，对其制度设计需要更细致、更科学。这不仅需要与产业发展规划相匹配，还要为农民转型设计保障性制度。尤其要加强对这种特殊人群的心理疏导和观念引导，帮助他们尽快克服由于以往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束缚，以新的角色更快地适应市民生活。

    本报记者李慧采访整理

    华东政法大学公管学院博士

    严海兵：

    身份认同需要重点构建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目前亟待解决，这就是农民变成城市居民之后的城市身份认同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很多农民工并不具有正式的城市户籍，因而城市身份认同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农民被卷入到城市化当中，这部分人虽然具有城市户籍，但是他们成为市民并非自愿，因而他们或者不具备在城市就业和生存的基本技能，或者不能适应城市生活的方式和状态，从而在心理上没有完成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积极稳妥地构建新市民群体的城市身份认同，对于我国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城市的发展繁荣不仅仅体现在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些硬指标的提升上，还取决于和市民的思想、态度以及心理相关的城市软环境的改善。新市民群体身份认同问题的解决，虽然从第一个方面来看，需要从长计议，目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在第二个方面却大有可为，只有城市的管理者和规划者摒弃城市化大跃进的急功近利思维，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保障失地农民权益，才能避免缺乏心理认同的城市化。

    本报记者李金桀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