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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正在拆迁的北京丰台区卢沟桥乡西局村，昔日的城中村正被高楼大厦所覆盖，这里的农民变市民的过程也才刚刚开始。本报记者李慧摄
随着城市的变高变大，城里与周边的乡村也一天天消失。拆迁，让许多村民得到过去多少年都没想过、没见过的财富，人们不禁有些惶然。财富乍到，究竟是幸福生活的开始，还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的生活已经就此改变——
1月7日中午11时许，记者来到望京花园西区门口，一辆奥迪车开来。“哥们儿，坐车吗？”
记者看到，除了这辆奥迪，还有帕萨特、伊兰特、别克商务车等候在这里“趴活儿”。如果他们不是站在车外招揽“生意”，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竟是“黑车”。
“玩儿呗。”当记者问开奥迪的王先生为什么会拉活儿时，他不假思索地说，“还有开着奔驰、宝马拉黑活的。大家都是玩呗，总比闲着强啊。”
“我有个朋友就在附近崔各庄乡的奶西村，拆迁补偿了1800多万元，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我那哥们还是挺低调，还是开着自己原来的车。”王先生有些感慨。
“拆迁暴富，开着豪车拉黑活儿”，这个媒体曾经多次报道的情景依然在这里上演。
拆迁，是城市化进程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更是改善人们居住环境的必经之路。然而，越来越多的“拆迁”后遗症的发生告诉我们，拆迁后的农民，需要的不止是房子和金钱……
富裕来得太快太容易，农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受到冲击
“钱是好东西，但也会惹祸。”张金源（化名）曾是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一个做小买卖过小日子的村民，虽不富裕，但家庭倒也和睦。
拆迁，改变了他往日平静的生活。
张金源不愿见记者，只同意在电话里交谈。
走过50岁的人生路口，张金源觉得已经看透世态炎凉。
他说，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哥哥姐姐每月都送来赡养费。虽然母亲去世时未留下遗嘱，但几个哥哥姐姐都声称要把父母留下的房产给他。2002年，村里拆迁，李家获得200余万元的拆迁补偿款。
就在张金源以为日子将在平静与富足中度过时，一纸不期而来的诉状将他推入生活的漩涡。2004年，原本声称把房子留给小弟的哥哥姐姐突然起诉张金源，要求各获得10万元。当与手足对簿公堂，张金源说，当时自己愤怒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在起诉我之前，他们(哥哥姐姐)从没和我商量过。”经过一审、二审，张金源的哥哥姐姐每人被判获得7000余元的拆迁补偿款，与10万元差了一大截。2005年，拿到终审判决书的他，像办喜事一样，大宴村民。但这也让他与哥哥姐姐彻底撕破了脸皮。
然而，就在张金源以为可以过平静日子的时候。命运再次跟这位老实巴交的汉子开了个玩笑。
在与哥哥姐姐打官司之前，为了保全拆迁补偿款，张金源在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假离婚”，补偿款归在妻子名下。夫妻俩的如意算盘是，如此一来，即使是官司输了，哥哥姐姐也无法从张金源这里拿到钱。
未曾料到，离婚弄假成真。
最终，还是通过法院的调解，张金源才从前妻那里得到了30万元。加上拆迁时村里“分家底儿”，他总共拿到手40多万元。此后不久，前妻再婚，张金源也与她断了联系。
张金源说：“我也曾经干过‘鸟巢’园林绿化工作。后来提前退休了，现在每个月拿750元的退休金。”
“眼前快过年了，女儿看我孤单，让我去她那边住。”张金源说。
“那你今后怎么打算？”
“拆迁成了拆家，我现在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张金源有些无奈。
“妻离子散、手足反目，在得到巨额拆迁款的村民中，不止张金源一个。”曾担任张金源代理律师的北京市亚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聂世国说。
“如果给你一千万，你觉得生活什么最重要。”王先生边开车边有些激动地对记者说，“亲情，还是亲情。如果亲情都没了，要钱有什么用！”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农民因拆迁一夜骤富，或领取了政府的巨额征地补偿款，或因拥有多套房产，从而跻身富人行列。因富裕来得太快和太容易，许多转型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财产纠纷、家庭纠纷的案子这两年在大幅增长。”聂世国说。
“拆迁骤富”颠覆了传统的致富模式，如何引导是个难题
43岁的马海波因拆迁发生了职务的变化。
一年前他是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善各庄村委会主任，如今他是善各庄经济合作社社长。
“一夜暴富，很多人的确不知道怎样面对生活。”马海波说：“富了之后买好车、闹离婚、养情人、去澳门赌博，这也许是一个规律，但是，以后怎么办？”
“前一段时间村里有好几个年轻人准备拿着拆迁款去买奥迪，结果被我拦住了，我给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最后他们买了本田；有一个村民赌博，我找到他，跟他谈话，让他白纸黑字写保证书，结果还很奏效，他再也不赌了；还有一个村民在外面找了情人，我们就找到他，给他做思想工作；姐姐起诉弟弟的，我就现身说法，全在我这儿聊通了……”马海波说。
“从拆迁到现在，因为拆迁款分配引发的问题很多，有80多起官司，其中，60%最后都撤诉了，我们把双方叫到一块聊，有一些当场就和解了。”说到这些，马海波有些得意。
去年拆迁，马海波也得到200多万元的拆迁款。“我一分钱没要。”马海波说：“一部分给了我母亲，剩下的给了我两个姐姐。”
“为什么这样分配？”
“有的人因拆迁闹得兄弟姐妹反目成仇，我不想这样。”马海波说。
“你是老板，本身也不缺钱。”
“的确，我有一家建筑公司，每年挣一百万够花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五岁那年我父亲去世，母亲一直带着几个小孩，家里就我一个男的，我应该做这个顶梁柱。”
“像你这样的情况，在村里不多？”
“我想给大家作一个表率。”马海波说。
他笑着说：“别人家是为争钱闹矛盾，我们家是为推钱闹矛盾，姐姐都不要这个钱，我坚决要给她们。”
其实，在马海波轻松的话语背后，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
“拆迁后两个月，海波工作时间基本上是从早上七点到夜里一两点，后来，海波身体撑不住了，吊了一个星期的吊瓶，就那个星期，他还把村民叫到跟前做思想工作。”马海波的同事说。
“我在村里工作了十几年，这么些年也摸索出一些工作方法：有的时候，需要细声细语，有的时候，就需要伸脖子瞪眼睛。”马海波笑着说。
像马海波这样的人，村里班子成员中还有很多。
“正是看到拆迁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我们早在拆迁前一年就请银行的、保险的专业人士给村民们上了理财课。”马海波说，“因此相比邻村，我们村的情况要好很多。现在村里80%的村民都买了车，但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都是宝马奔驰。”
在距离善各庄三公里的“北纬四十度”小区，记者见到了六十岁的张大爷，他目前租住在此。
“再过些日子我们就搬进自家的新回迁房了。”张大爷告诉记者。原为朝阳区孙河乡雷家桥村村民，六口之家的他拆迁后以低价购得村里的5套回迁房。看着一墙之隔的拆后空地，张大爷既高兴又担忧。“拆迁后把钱补偿给农民，有些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因为家里有钱了，心态改变了，出现奢侈、厌学现象。如果这些年轻一代生活变成这样，他们的未来怎么办？”
拆迁致富的农民，需要用新的方式融入城市生活
“我很反对两个极端。”马海波说。
“一是互相攀比，买奢侈品，二是一切照旧，一成不变。有的村民手里拿着两百万，但吃的、穿的，所有一切还跟过去一样，一点变化没有也不好。”马海波说，“生活应该有所改观，生活品质应该不断提升才对。”马海波所在的善各庄村拆迁后，村里的办事机构迁至一座名叫村民之家的房子。
一层是一个大礼堂，礼堂正前方是一个大舞台。“青春激情舞动鹤发童颜，满园春色映出俏丽人生”的红色横幅在舞台上分外醒目。二层是办公室，还有一间图书馆。
“我们整整运了三大卡车的书。”马海波说，“我们给村民添置了很多健身设备，鼓励村民旅游增长见识，每年给他们报销旅游费。他们有的一年出去玩儿三四次，去三亚、台湾的很多。”
马海波告诉记者，善各庄的集体资产已超过十亿，在周边乡村算集体资产较多的。
按照北京市规划，未来这里将变成大型电子商业城。马海波他们正在计划新建一个五星级宾馆。此外，利用集体资产盖的拆迁中转房今后将对外出租，租金也将作为集体资产。
“我们希望做好土储项目，让集体资产越做越大，让村民生活越来越好。”马海波说。
十多天前，北京地铁15号线一期开通，崔各庄正是其中一站。
窗外天寒地冻，车厢里却是暖意融融。有电加热功能的列车座椅、全程覆盖的手机信号、画面清晰的液晶电视，现代交通文明的成果汇聚于此——在城市文明的浸染下，过去的农村正在脱胎换骨。
从崔各庄地铁站东北口出来，周边的村庄已被夷为平地，这里曾有崔各庄乡、孙河乡。一辆辆挖掘机停靠在路边，很多餐馆大门紧锁，没来得及撤走的招牌，在寒风中摇摆。
但寂寥只是短暂的——
这里，即将拥有鸟语花香的绿地景观、宽阔笔直的城市道路，还将建设地标性的商业金融、文化娱乐和市政设施。
统计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目前为46%。过去10年,中国实现了年平均3.2%的城市化速度,即城市人口比例每年提高3.2%。按照国际标准,这已经是全世界最快的城市化速度。
在一些大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城乡结合部及郊区县村庄的消失速度，被轰鸣的推土机不断刷新。以北京为例，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朝阳区有45个村拆迁，涉及4.67万农民，海淀区有20个村拆迁，怀柔有3个城中村拆迁，昌平至少30个村拆迁……
在北京，曾经的洼里乡消失了，大望京村消失了，而城市却越来越大……
“我还是想念村里的那棵老槐树，想念我们家的小院子。”
采访中，59岁的善各庄村民梅玉华不止一次说起这句话。她怀念多年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
故土，是所有中国人的情结。
对于离开土地的人们，该如何告别，又该如何开始？
本报记者 冯蕾 李金桀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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