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出版：保护利用古籍的最佳选择

    2011年1月11日上午，“《清文海》暨清史资料出版座谈会”在古朴典雅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

    《清文海》最初规划是进行标点、校勘并排印出版。但在排了数册后，由于人力和经费等各种因素，项目难以为继，长期停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05年主动承担了此书的出版工作。为了使这部大型新编清人文集能更忠实于文献原貌，更利于发挥其学术资料价值，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决定采用原版影印的出版方式。一方面，这充分考虑到读者层次的特殊性。本书使用者多是具有相当程度古文献功底的研究学者，他们更关注于文献的真实性、重要性、完整性，不需他人代为点读、更不需转换为简体后方能研究使用。另一方面，鉴于先前标点排印不仅出版周期长，而且会因点校、排版等人为原因带来各种新的不必要的错误，无法给学者提供一个完整、可信的读本，因此采用影印的方式，直接将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的工作底本作为母本进行影印，不仅保存了古籍原貌，也保留了当代学者的点校整理成果。这种处理方式得到了学者和藏书机构的一致认可，学者评价甚高，机构订购踊跃，此书自2010年7月面世至今，短短五月，即有售缺之虞。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影印历史文献享誉学界和藏书单位，是清史工程十家出版单位之一，近年来在清史资料影印出版上致力尤多，目前已陆续整理、出版了清代史料200余部，包含子目8000余种。其中，档案文献所占比重最大，已出版的《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合编》、“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等，均属难得一见的珍罕史料，其影印出版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一手原始资料。清代传记谱牒类文献的整理出版，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清史资料出版的另一个重头，其内容涵盖清人家谱、年谱、生卒录、人物传记、日记、尺牍信札等各类体裁。此外，国图出版社还影印出版了大量清代专题类的资料汇编，涉及清代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中外关系、边疆史地等传统史学各个方面。这其中包含了大量政书资料，对于研究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政治、法制、经济等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文献参考价值。

    总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视清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出版的文献涉及档案、方志、传记、文集、笔记、文学、书目版本等方方面面，涵盖了清代各类典籍，为清史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从蔚为大观的清史资料出版，可以折射出国图出版社对历史文献影印出版的专注和执着。他们以“取其精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服务学术”为宗旨，以“继绝存真，传本扬学”为己任，三十年一以贯之，在人们对它从起初的误解，到逐渐理解，到今天的广泛赞赏与支持下，逐渐成长壮大，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出版特色和极为独到的古籍出版理念。其成功经验，为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传统文化，为学术研究和古籍保存保护，提供了可贵的思路和特殊的范式。

    专题文献资料影印学术研究不可或缺

    所谓专题文献，就是以人物、事件，或某一学术研究课题为线索编辑而成的丛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依四部分类法编辑丛书的理念。专题文献不仅方便研究者使用，还可集腋成裘，使原本分散、不完整而价值较低的史料升值，从而物尽其用。1996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大型古籍丛书《二十四史订补》；1998年，历时十年的大型综合性古籍丛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全部出齐；1999年《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的编辑出版，标志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影印古籍丛书步入了规模化、系统化、专业化的发展时期。截至2010年底，共出版影印古籍丛书170多种，涵盖古籍一万四千余种。这些影印古籍丛书从内容上划分，绝大部分是专题丛书，以服务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文史领域的学术研究为宗旨。从编辑方式来说，大部分由责任编辑独立策划并提供书目，并请该领域的权威专家圈定入选书目、版本并撰写序言，介绍其文献价值。其中，版本选用相当考究，个别版本的使用，甚而由最具权威的专家定夺。最后由版本目录学、文献学相关研究人员编订索引和目录。这些影印古籍丛书不仅规模宏大，内容精审，而且印装质量高，赢得了中高端研究人员和藏书单位的广泛认可，销售遍及海内外大中型图书馆和汉学研究机构。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认为，“几千种古籍分类编排，有一个时代的，有一个范围的，有一类人物的，针对性很强，学术界利用很方便。”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则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影印古籍丛书为“出版工作对学术研究产生推动作用的很好范例”。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对所编专题丛书进行了初步分类。原则是以当代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专业分科为主，兼顾现存文献自身特点暨古代文献编纂的不同形式、载体的不同材质及内容的学科分类等。计“传记文献”、“史籍史料”、“书目版本”、“金石文献”、“方志地理”、“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综合文献”八大类。传记文献类，包括年谱、家谱、日记和人物传记、生卒、行实等，重要者有《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全二百册）；《宋元明清人物传记丛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已出的华东卷上编、华北卷、西北卷、东北卷，计178册）；“近现代名人日记手札”系列，已出版《赵凤昌藏札》、《师伏堂日记》、《鲁学斋日记》、《邓之诚日记》，即将推出《王伯祥日记》、《丁山日记》等。史籍史料类，包括史部典籍和史料实录。重要者有《二十四史订补》、《明清赋役全书》、先秦重要典籍研究辑刊系列等。书目版本类，包括古籍书目题跋和版本书影，重要者有《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等。金石文献类，包括甲骨、金文、石刻、陶文和简帛、钱币、玉石，重要者有《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及续编、《国家图书馆藏古籀文献资料汇编》，即将出版的《地方金石志汇编》等。方志地理类，包括地理、方志和历朝边事，重要者有《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正续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系列、“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系列”（已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6种200册，即将推出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孤本、稀见方志丛刊）等。哲学宗教类，包括诸子、理学文献和佛道史料，重要者有《墨子大全》、《续百子全书》、《经学辑佚文献汇编》等。文学艺术类，包括诗词文赋、传奇小说和书画琴棋、碑帖真迹，重要者有“红学书系”、《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等。综合文献类，包括珍本秘笈、丛书辑佚等，重要者有《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资料丛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全120册）等。近几年，出版社还集中人力和资金，搜集整理了大量丛书资料，完成了《丛书集成》三编、四编的编辑工作，共收录200种丛书约8000种古籍，明年即可陆续出版。特大型综合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寄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古籍善本全编》也即将启动，预计三年内全部出齐。

    专题丛书的多年探索，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曾专门赞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影印专题丛书，“根据出版特色将古籍影印图书分为八大系统，这样的整理非常有意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并不满足于当下的成绩，而是抓住自己的特色优势，开始延伸发展。根据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生前的提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在大规模、成系列的整理影印民国文献，这势必为挖掘民国原始史料提供了一座丰富的宝库。由于民国图书相较于古籍，纸张更为脆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做法具有长远的眼光，承担了巨大的历史责任。

    追求完美的“拿来就印”

    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句话是对编辑工作性质的真实描述；但古籍影印编辑与一般图书编辑相比，境况更差，他们是在为已故的古人做嫁衣裳：没有著者可以交流互动，书稿不可以修改，长时间的坐冷板凳。除此，还要忍受方方面面的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没有技术含量”、“拿过来就印”，是很长一个时期内，不少人对古籍影印图书的评价。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编辑们，一直很有信心，毫不动摇，他们坚信所从事的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朽事业。他们认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出版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有些书“拿过来就印”，坚持原汁原味，不仅不等于“没有技术含量”，而且必须做到特别“有技术含量”，否则就是暴殄天物。

    古籍影印发轫于覆刻，也叫影刻，出现颇早，最有影响者当属清末黎庶昌编刻的《古逸丛书》。在铅印出现之前，石印最为风行，这种印刷工艺除了极少数是重写付印，绝大多数采用的是摄影之后付印，与影印相类。随着后来铅印的流行，石印开始慢慢退出了印刷的舞台。然而，稍晚于石印出现的照相影印，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逐渐兴起。实际上，影印就是用摄影制版的方法来继承前人覆刻旧本书籍的事业。影印分原大影印和缩小影印。一些特别珍贵的孤本秘笈比较适合原大影印，因为影印这类书不但为了使其广为流传，而且还要为它们做出一些精美的复制品，使人们见到影印本可以窥见原书风貌，收虎贲中郎之效。

    从影印工作一开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就强调，要尽可能让影印文献真实反映古籍原貌，为学术界提供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如影印国内所藏163册《永乐大典》，从装帧、开本、墨色、用纸，所有细节，均依原书仿真，完全做到了原汁原味，不少学者看到书都禁不住惊叹其工艺之精致和仿印之精确，认为“如见原书”。《永乐大典》可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拿过来就印”这一方针的范本，但自出版以来，不仅为海内所重，而且多次经领导干部提名，飘洋过海，作为国家出版成果到国外展出。由财政部、文化部共同主持，于2002年启动的大型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可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拿过来就印”的绝佳代表。到2008年一期工程结项，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787种图书的出版，并在绩效考评中获得优秀，圆满地完成了“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使命。《中华再造善本》所取得的成就，在学术界、出版界可谓有目共睹，毋庸赘言。正因为追求完美、追求极至的“拿过来就印”，极为珍罕的古籍仿佛化身千百，原汁原味地到达人们手中。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是主宾国，为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最新出版成果和印制工艺，新闻出版总署选定了一批代表国家出版水平的重点参展图书，其中就包含了《中华再造善本》和《永乐大典》。“建国六十周年成就展”则选取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营造法式》《明解增和千家诗注》《诗集传》《红楼梦图咏》《唐女郎鱼玄机诗集》等5种和《中华再造善本》中的6种共计11种在北京展览馆作为永久性展示出版物。这些精品仿真古籍对于社会文化的贡献之大，不言而喻。

    对于一般实用型古籍的影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也十分讲究。首先，在不影响一个选题的完整性的情况下，他们尽量不重复影印已经出版过的古籍；其次，认真选择底本，重新编订目录，便于今人使用；第三，对印刷环节精益求精，力争最大限度的保存原书的信息。这与近年来充斥坊间、粗制滥造的所谓“礼品书”相对照，不啻天壤之别。追求完美，才能造就精品，达到原汁原味的效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拿过来就印”，既尊重了原书，又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读者需求。

    影印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最佳手段

    古代典籍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些典籍记载着中华文明，凝聚着民族智慧，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更有着异常丰富的历史文献价值，是我们今日科研及生产建设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宝库。然而，历经千百年之久的古籍，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被岁月侵蚀得斑痕累累，弱不禁风。主要表现在书叶纸张发黄、脆化，动辄碎裂，不少书已为此停止了借阅。据测试，一部宋元古籍离开专用书库，置于普通的阅览室中供人翻阅一小时，其寿命就会缩短数个月。因此，几乎所有的古籍收藏馆，对古籍的使用都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很多古籍，尤其是善本古籍，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退出流通环节，几乎名存实亡。有关这方面情况，媒体多有报导。

    如何保护、开发利用这些典籍，便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

    由于古籍具有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的双重属性，目前在古籍的保护上分别采取了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两种方式。所谓原生性保护，是对古籍原件的保存与养护，主要是针对古籍的文物属性而言的。但这种保护，客观上会限制古籍的利用，使古籍的文献价值发挥不出来。因此古籍的再生性保护便应运而生。众所周知，文物是不具备再生性的；然而古籍图书的文献价值，即书的内容，可以通过翻印的方式得到再生，使其能够继续为人们所利用，这就是古籍的再生性保护。

    严格地说，古籍再生性保护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原生性保护，这是由图书所具有的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例如，现存宋元本古籍虽已是凤毛麟角，唐代以前的文字遗存更是难得一见，但唐宋以前古籍的精华，却通过历朝历代经久不息的传抄与翻印，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服务于后世，为弘扬中华文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再生性保护的措施，统一对古籍进行缩微复制的方式可谓其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部先在国家图书馆组织成立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随后，各地古籍收藏馆普遍开设了缩微胶片阅览室，基本上取代了古籍善本原书的对外借阅。这一做法事实上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古籍保护与使用之间的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通过阅读器看胶片，是一种既费事又易使人疲劳的阅览方式。另一方面，古籍缩微胶片的收藏馆，仍局限于参加了缩微复制工作的古籍收藏馆，古籍收藏与使用的范围依旧没有扩大。

    综合比较，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古籍影印技术，将古籍影印出版，以满足学术界对古籍的需求。影印本古籍是最接近古籍原貌的载体，而且阅读起来较原书更为便利，完全可以取代古籍原书的阅读使用功能。这对古籍原书的保护当然也非常有利。

    这种以抢救古籍，加快古籍的开发利用为宗旨的古籍影印活动，与清末以后零星进行，且以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古籍影印活动，具有本质的区别。区别之一就是，前者从一开始就从大局着眼，有着十分严密和科学的规划，系统性较强。在指导思想上，公益性占据了相当的位置。

    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承担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为例，其宗旨在《序言》中表述得非常清楚，就是“将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以及高校、科研系统图书馆，乃至博物馆的珍贵古籍善本，有计划地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复制出版”，“以使珍稀的孤本、善本化身千百，分藏于各地，确保珍贵文献的传承安全”，“扩大流通，促进古籍善本最大限度的传播和利用。”这段话，就是对当今古籍影印意义的精辟概括。中华再造善本的第一期工程2007年已完成。续编于2009年9月启动，至今已经出版147种，741册。全部出齐后，将有1200多种10000多册珍贵的宋元明清善本影印古籍面市，并分藏于100多家高校及省市图书馆中。这是一项功在当代，泽被千秋的宏伟事业。当然，面对存世的数十万种、2750万册之巨的古籍，仅仅依靠一期或几期再造善本工程，二三家出版社之力，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配合古籍保护中心开展的古籍普查和珍贵古籍名录工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用于三次珍贵古籍展的图录选编本和完整的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为古籍保护工作总结了阶段性的成果，也为以后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工具性指导。

    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先生对影印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功能有很高的评价，“影印古籍是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值得大力推广——影印是保存和抢救古籍的最佳选择，影印能为文史学者准确快速地提供原始史料，书籍只有印出来，学者才好利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为古籍影印出版、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工作做出了不少努力，社长郭又陵表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投入更多的力量和资金，目标恒定，坚持既有特色，在古籍影印出版上作更多工作。

    作为一家以历史文献为主要出版对象的出版单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影印。之所以不投入过多精力在古籍点校出版物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服务于中高层的学术研究。总编辑徐蜀认为，学术界中高层研究人员所需要的，不是经后人点校整理、释读注绎的排印出版物，而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著，需要的是原汁原味的文献资料。点校整理的出版物，则更适合于普通读者，起传统文化普及作用。一方面，中高层的研究人员学术底蕴深厚，古籍的阅读、使用没有障碍，往往更愿意经手原书。而与此同时，产生点校整理高水平出版物所必须具备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已发生变化，很难产生绝少错误、释读到位、让人信服的点校整理本。这也使得中高层学者更青睞影印原著。徐总编认为，目前来看，影印出版是保存保护和研究利用历史文献的最佳手段。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影印出版领域辛勤耕耘多年，出版了大量不同规模的影印精品，不仅产生了极好的社会效应，获得专家学者的广泛好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近年来销售码洋不断攀升，2010年达到近7000万元的新高度，出口码洋达1300万元。这对一家总人数不足60人的出版单位来说已属不易，更为可喜的是，在近年来编辑力量不断加强，出版品种、规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出版品种屡屡售缺的现象。这反映了学者和藏书机构对影印图书的广泛认可，说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出版定位和出版思路是准确、合理的，可以在历史文献出版领域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