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2011年元月,对中国出版行业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经营性出版社开始了全面市场化的时代。

    全国581家图书出版社中,除少数出版单位保留事业性质外,全国所有经营性出版社全面完成转企任务。其中,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核销事业编制1.8万多个。

    “这是从一种体制进入到另一种体制。”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如此形容——过去是行政体制,现在将完全进入市场体制;

    “这是从一种身份转变为另一种身份。”长江出版集团王建辉深有感触地说——20万的“国家人”从此成为“企业人”……

    中国出版业改革,也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全局的一部分。透过这场改革,可以看到一个行业在经历阵痛后发展壮大的历程,也可以听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并肩推进的足音。

    在曲折徘徊中摸索经验 在起起落落中学习成长

    “出版业的改革是在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被动进入的。”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说,“实质性的改革是党的十六大以后才开始的,而且难度极大。”

    “既要确保正确舆论导向,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又要推进出版业体制改革,这就使改革增加了难度。”柳斌杰说,“正是出版业的特殊性,使它比教育、卫生、体育、科技等改革都晚了许多年。”

    改革之初,新华书店权力的放放收收,发行渠道的开开合合,出版社协作出版、自费出版、民营书业的起起落落,都是在探索中试验。说起这段历程,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很有感慨:很早以前,中国少年报很有影响力,有“南有上少,北有中少”之说。然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面对转型中的社会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格局,发展就显示出了龙钟老态。

    “在出版行业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很多员工还抱有‘中央级’、‘国家队’的优越心态,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消极怠战。”李学谦说,“那时,我深深感到,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的确,中国其他经济领域,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市场化的多元整合,而出版业在这方面则相对“滞后”。

    “作为中央部委所属出版社改革试点单位,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观念问题。”人民邮电出版社社长季仲华说,“一开始员工不理解,我社从1988年以后已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但是为什么还要进行体制改革?由事业单位身份转变进入社保后,养老待遇怎么落实?”

    而改革后的今天,员工不仅没有疑问,反而更加坚定了“早改革早发展,早改革早得益”的信心——

    2003年—2009年底,人民邮电出版社在全国零售图书市场占有率排名,已从第六上升至第三;人均业务收入由55万元增长至70万元,增长了27%;总资产规模由4.3亿元增长至9.5亿元,增长了121%。

    回顾七年改革历程,季仲华说:“我们深刻认识到,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进机制的创新,推动发展。”

    在转企改革的同时,人民邮电出版社通过放权,增加业务部门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对各级干部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在干部聘用中变“相马”为“赛马”;实行以岗定薪,统一原事业编制员工和合同制员工的薪酬福利待遇,打造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由于出版业的特殊性,为改革付出的代价超过其他行业,但是代价也是学费,我们从曲折徘徊中可能学到顺利情况下学不到的东西。”柳斌杰说。

    在改革的过程中创新政策 用创新的政策指引新的改革

    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加快了改革步伐,党中央作出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决定,也给新闻出版业体制机制的改革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2003年,在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下,新闻出版改革确定了9个省市、35个文化单位作为试点地区和单位。在35个文化单位中,新闻出版系统就占到21家。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新的矛盾也开始层出不穷。

    “就像是看着桌上放着的活螃蟹不知道怎么吃一样。”谈起改革之初,季仲华说，“改革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办?找不着出资人,我们完全没有经验。再加上2003年做试点的时候,政策还不是很完备。各部门都需要时间摸索。”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项政策也日趋完善。

    从学习体会到消化吸收,最终应用于实践;从改革之初的茫然无绪,到逐渐心中有数——摸着石头过河,众多出版人和政策制定者在磕磕碰碰中探索了一个又一个新思路。

    知识产权出版社社长白光清深有感触地表示:“这次改制创造了很多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问题没有政策可循,也没有现成的路径可走,在大方向和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很多事情都是在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

    随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2008年9月,中央相继出台一系列与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有关的政策,改制工作既有了线路图也有了时间表。新闻出版总署明确了文化单位体制改革的五条标准,为推进出版社体制改革创造了较好的政策环境。

    新闻出版总署改革办主任、出版产业发展司司长范卫平用八个字形容改革成效——稳妥,顺利,规范,高效。“政策配套是这次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并且能够如期完成的重要因素。”范卫平指出,“包括资产的有关政策,人员的政策,财税的政策以及我们行业的政策。”

    针对改革中遇到人员政策的关键问题,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支持,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9年共同下发文件,很好地解决了中央出版单位加入北京市养老保险的问题,切实解决了转企后出版单位职工的后顾之忧。

    针对出版集团资本运作和兼并重组遇到的问题,2008年—2009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意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相继颁布。

    这些政策加快了出版业转企改制的步伐,尤其是明确了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地位,优化了出版产业环境,为出版集团股改上市跨地域、跨媒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联合重组奠定了基础。

    开明出版社社长焦向英告诉记者,转企改制后,该社员工的工资收入和保险平均增长15%—20%。“增长来自于这次改革,一是改革提供的优惠政策,比如新闻出版总署在出版资源方面向率先改革的出版社倾斜;二是改革之后建立起来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的考核激励机制。”焦向英说。

    “实践证明,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柳斌杰说。

    用改革的方法破解发展难题 用发展的成果化解改革矛盾

    “改革过程,充满了酸甜苦辣。”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胡国臣说。

    对于很多出版社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从“国家人”到“企业人”,身份的转变让许多出版社职工心存忧虑。

    曾有一段时间,一些职工认为转企以后，退休以后待遇可能会低于事业单位。

    “去年,我们社有两个副社长,实际上已经过了退休年限,到去年的6月30日还没给他们办退休手续。他们主动要求,一定得给他们算为事业单位,办理退休手续。最后按他们的要求办理了手续。但是我们这次转企以后,我们有一半的职工的工资要高于两位副社长的退休工资。”胡国臣透露，“当时两位社长退休工资是3800多元,而如今社里的一般职工,大概100多人可以拿到5000元以上。”

    “顺利、平稳进行转企改制,就是由于我们这几年的发展比较好,要想解决稳定的问题,必须用‘发展’做支撑。”胡国臣充满自信。“‘十一五’这五年,我们国有资产增值了将近20倍,国际化发展雏形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建立了美国分公司,我们花了371万美金兼并了加拿大的一家拥有20多年医学专业出版历史的公司。”他说,目前正忙着筹备上市融资。

    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也为改革提供了更加强大的物质保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发展,始终把发展放在首位——这无疑是众多出版社走出困境、柳暗花明的关键。

    “改革的最终目的不是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把改革作为树立市场主体的一个手段,而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胡国臣强调。

    李学谦也用他们的改革经历证明了这一点。“职工加入社保以后,必须从自己的当月工资当中拿出8%来缴纳社保费用,缴费以后职工拿到的工资就少了8%。正好今年北京市有一个调整工资指导意见,我们一下把职工工资涨了15%,同时利用这样的机会建立起职工收入与企业效益协调增长的工资增长机制,职工队伍非常稳定。”李学谦说。

    “我们感到改革说到底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要调整利益最主要的还是要用利益的手段来实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充分相信职工,所有的决策都公开透明,让职工充分酝酿,充分讨论,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李学谦说。

    因为,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展,改革本身符合企业利益,也符合职工自身利益。

    市场搏击中增强企业实力 放权与转变中定位政府职能

    站在新的时空坐标,中国出版业今非昔比。

    2006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首次实现版权贸易顺差;

    2007年莫斯科国际书展,中国以主宾国身份参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输出版权800多项。俄罗期第一副总理在致辞中评价：中国已当之无愧地成为第一出版大国;

    2010年,第62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在短短5天的展览期间,由102家国内出版商组成的中国展团共完成版权交易4060项,版权输出为2685项,合计贸易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

    中国出版在国际市场影响力与日俱增,而这背后,正是一个壮大发展起来的中国出版产业——

    新闻出版系统目前已经有42家上市企业,包括出版、印刷、发行、报业、数字出版企业等。传媒市场板块已形成。在重点打造的国家级出版集团中,中国出版集团已经在几年前组建,中国教育出版集团前不久刚挂牌。“中国出版业‘航空母舰’已初具规模。”柳斌杰说。

    当越来越多的出版社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出版人也深刻认识到,国际市场竞争首先需要很强的市场主体,有了市场主体才有开发市场的欲望和激情,如果单凭政府去做那是做不好的。正是因为出版社拥有了企业身份,它们才可以兼并重组,才可以进行资本运作,才可以做大做强。

    “转企改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有人问,你们的人还是那些人、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也早就有了,转企改制到底意义何在?我认为,其中的变化是跨越性的。”聂震宁说。

    “过去是事业单位,有多少钱用多少钱,现在我们可以使用金融工具,可以低成本融资。接下来,随着资本经营、资本运作,新领域将不断拓展。要看到,只有具有企业身份,我们才可能做这些事情。”聂振宁说。

    在企业角色扭转的同时,政府职能也在转变——

    “过去,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和出书完全由政府来调控,现在政府部门不再办出版,而是依靠政策、法律、市场来管出版产品。这样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创造机会。”柳斌杰说。

    改革,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改革,改到深处是产权,改到难处是人员。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深有感触:“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是权利制衡,而现在大学出版社都是学校单一投资主体,即国有独资,这样的话,和其他出版社之间的兼并重组,运用社会资本,很难做到。因此必须推动大学出版社深层次的改革,在产权结构、公司治理模式等方面有新突破。”

    李学谦也表示:“我感到,‘改到难处是人员’，这个坎儿我们没有过去。我们现在只是完成了职工身份的转换,由过去的事业编制的职工转为企业员工,但是工资制度、考核奖惩机制等等都还没有发生转变。”

    “而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过程还会更长一些。”李学谦表示:“我们现在第一步叫非公司企业法人,也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下一步还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而真正要建立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一段路要走。”

    白光清也表示:“产权、人员的转变,短期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是真的就一劳永逸了?我认为,作为任何一个企业,产权问题、人员问题的探索不会停止。”

    当众多出版社在改革中摸爬滚打时,中国出版业已悄然实现了大跨越——

    2009年,我国图书出版品种与总量居世界第一,电子出版总量居世界第二,印刷复制业居世界第三,网络学术出版居世界第二。此外,据初步统计,2010年报纸发行量将突破500亿份,居世界首位。

    “2009年,新闻出版业的总产出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范卫平说。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距离出版强国还有不少的差距——

    中国出版业尽管已破万亿元,但占GDP比重仍不高。

    如何转变发展方式,迎接数字出版的浪潮;如何加快培育人才,提升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何通过资产重组,形成出版企业新的战略优势……无数的问题还等待着中国出版业去回答。

    “实际上,改革就像穿上红舞鞋,只要你穿了就必须跳下去。”李学谦说。

    本报记者 冯 蕾  吴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