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清华园

    上期本专栏选载了陈寅恪一家抗战时在香港的动荡生活。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于1946年10月重回清华大学任教。此时,他患疾多年的双眼已无复明的希望,但教学、研究并未因此而稍辍。

    重返清华园,父亲已是一名盲人教授,11月又开始授课,讲堂设在家中最西边的狭长大房间内,校方搬来一块较大的木制黑板及若干张课桌椅,父亲坐在黑板旁一张藤椅上讲授。

    父亲备课、上课发给学生的讲义主要是讲授时援引的史料原文,这些史料都是从常见史书中所摘取,至于如何考证史料真伪,如何层层剖析讲解这些材料,而不断章取义、歪曲武断,做到水到渠成地提出他的论点,则全装在自己脑中,未见他写过讲稿。若写,就是有“引文(数据、论据)”有“寅恪案(本人观点)”的论文。关于他的著述,石泉(原名刘适)、李涵(原名缪希相)教授在怀念文章中写道:陈师治学态度十分谨严,既有开拓性的学术眼光,又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极普通的史料中,发现别人所未发现的问题,而不靠掌握珍稀罕见的材料取胜。考证极精,又绝非烦琐;所考问题小中见大,牵涉到重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方面。他厌烦繁复冗长、堆砌材料的文章。陈师虽掌握极丰富材料,但绝不广征博引以自炫,只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简练。

    父亲对研究生的学业及论文撰写,一贯亲自指导、严格要求,目盲后仍然如此,不假借助手。父亲指导刘适在1948年夏完成了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论文五十年后得以出版,刘适在自序中述及论文写作的过程: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看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节、章,则读与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必须先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论文时,力求精炼。尤注意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记载有出入者,须认真鉴定,确证为史实者,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解答,至澄清各种可能的歧见,始同意此部分定稿。

    这样,父亲双目失明后近两年,在同事、朋友协助下,依靠耳听(他人读数据)、口述(由他人记录)的方式,继续安排全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我们常听父亲说,虽然史学目前难以达到数理学科的精确度,他仍尽力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万绳楠教授,在他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前言中也谈到:陈老师治学,能将文、史、哲、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研究,互相发明,因而能不断提出新问题、新见解、新发现。每一个新见解,新发现,都有众多史料作根据,科学性、说服力很强,不断把史学推向前进。

    北平的冬天寒冷,室内需要生煤炉取暖,学校复员后经费支绌,各家自行筹措解决取暖。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得知我家经济困窘,而父亲又最畏寒,购煤款无从筹措,便想法帮助老友渡此难关,于是商定,父亲将自己所有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方面极为珍贵的书籍,如《圣彼德堡梵德大词典》,“巴厘文藏经、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胡适伯父要北大以美金支付书款,免得我们拿到法币,瞬间贬值。这笔钱除买煤外,还贴补了家用。母亲对我们讲过:父亲在国外省吃俭用购回的这批珍贵书籍,目盲后无法再阅读,而父亲以前的一位学生,当时已可以自立门户,就把有关内容的书籍交付给他了。北大复员后新成立东方语言学系,有研究东方语言的青年学者,能让这些书发挥作用,所以并不计较书款多少,售价是否抵值。

    (此书作者大体叙述到1949年。陈寅恪晚年以目盲骨折卧床之躯,写完八十多万字《柳如是别传》。1969年10月7日、11月21日,陈寅恪、唐篔夫妇在广州先后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