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师生眼中的灾后重建

    汶川特大地震过去两年多了。

    两年间，经历过无数个难忘的时刻：曾经，我们彻夜守候在电视机旁，焦急等待着来自灾区的每一条消息；曾经，我们秉烛而泣，为逝者哀思，为生者祈福；曾经，我们加入到募捐抑或是捐者的行列，为受灾的同胞奉献爱心；当血浆告急的消息传来，未名湖畔的学子们纷纷挽起衣袖，在采血车前排起了长队……汶川，寄托了燕园太多的牵挂，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当代北大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终于，在两年后的暑假，我们16名师生踏上了前往汶川的征程。

    我们这支队伍里，有2名教授、6名博士研究生和8名硕士研究生。出发前，大家详细了解了汶川的自然、人文和社会情况，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灾难影响与灾后重建的文献资料，并融汇多学科领域的知识，设计了包括36项选题的调查问卷和12个专题的访谈提纲。我们希望通过此次调查，理清重大灾难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提出灾后重建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及实现路径。

    感受汶川

    汽车在蜿蜒的山道上盘旋，座位上的我们被不停地抛起，又重重地摔下。面对窄道旁的万丈悬崖，几个恐高的同学死死地抓住旁边的扶手，额头沁出了密密的汗珠。许多地方是无法搭车的。望山跑死马，一些明明看来不远的地方，走起来却往往需要好半天。翻山、越岭、涉水、穿谷，衣服被山间的灌木划出了口子，腿脚也肿得老高，但没有一个人退缩。

    按照分类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我们抽取了威州、映秀、水磨、绵虒、克枯等5个乡镇的16个村（社区）进行调查，并深入到汶川县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医院等进行访谈或座谈。为了对原址重建与异地重建进行比较，我们还走访了北川县的新、老县城以及山东省对口支援北川县灾后恢复重建前线工作组，累计完成深度访谈150个，回收有效问卷1158份。调查中我们深深感到，地震带给这片土地的，远不止山河破碎，建筑崩塌。

    1.心理创伤尚未抚平

    地震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当地百姓的恐惧依旧存在。不少人反映常常会不安、抑郁、失眠，即使有轻微的动静都会表现出很大的反应，还有一些人“恐惧黑暗，害怕独处”。尤其是儿童，内心更脆弱、敏感。特殊教育班级的孩子在震后普遍表现出对学校和老师特别的依赖，有的甚至抵触与父母回家。我们利用修正过的抑郁量表对汶川县居民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该地居民的得分均值为0.56，属于轻度抑郁状态。

    2.安全成为百姓最关注的问题

    我们列出了9个选项，对百姓关心的问题进行调查，结果高达33.1%的被访者选择了“生活环境的安全”。其他依次是“以后靠什么生活”、“分配房屋和土地”、“上学”、“救灾物资发放”、“征地拆迁”、“保护民族文化”、“看病”和“其他”。（见图一）

    3.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两极化倾向

    经历了生死之劫，汶川百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一些变化，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被重新定位，出现了两极化趋势：

    地震增强了许多人的责任感。威州镇茅岭村曾是闻名一方的“光棍村”，村里一些人因为爱“耍”而不愿意结婚。震后两年以来，该村许多年轻人相继登记结婚，他们认为“应该承担起更多家庭的责任”。广大党员干部在地震中深切体会到百姓的信任，在抗震救灾和重建工作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震后第一时间，驻村干部刘晓林和其他党员组织群众有序逃生，并协助途经此处的河南新乡旅游团顺利脱险。尽管他自己也受了伤，但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备受鼓舞：“能在老百姓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体会到了党员干部的价值。”

    劫后余生，也有部分人倾向于追求个人价值。地震让这些人感慨生命脆弱的同时，也滋生了“及时行乐”的心理。不少人说：“地震之前总是舍不得花钱，但是地震之后觉得不能亏待自己。”这种心态渗透到生活的其他方面。汶川一小、二小的两位校长和多位教师都表示：“现在的家长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孩子的成绩和未来发展。”

    4.家庭的功能和地位得到强化

    家庭是个人获取物质和情感支持的最主要环境。地震之后，人们对家庭的依赖性增强。调查显示，被访者中认为家庭生活非常和睦的高达77%；遇到困难，大家一起面对、共同商量解决的达到64%；家人经常在一起娱乐、聊天或者劳动的均超过了四成。

    夫妻是家庭的核心。受访百姓普遍认为震后夫妻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彼此更加信任、更加尊重的认同度分别达76.3%、74.6%；彼此间交流、了解增多的认同度分别达54.7%和69.7%；68.9%的被访者更加愿意亲近爱人。

    5.社会和谐度得以增强

    大爱、团结，这些在灾难之中彰显出来的人性之美，促成了更加和谐、宽容的社会环境。汶川是羌、藏、回、汉等多民族聚居地区，共同面对困难、共同重建家园的经历，进一步增进了民族关系。将近七成被访者认为震后民族之间的交流增多，民族之间信任感增强。

    震后，汶川居民被集中安置。有人担忧，小区的生活方式会疏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事实否定了这种担忧。百姓们欣然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并且把开朗、乐观的当地文化融入其中，形成了良好的社区文化。调查显示，78％的被访者认为小区有家的感觉，93.9%的人认为小区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和睦的。（见图二）

    6.尊重知识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大量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切实好处，使他们深刻地体会到知识的力量。地震之前，“党政机关/军队/事业单位”是最理想职业，但是地震之后，更多的家长希望孩子成为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在农村，人们更加期待“有知识和有文化的人”做村干部，而对于“有威望的老人”、“自己家族的人”、“村里的富人”、“势力强大的人”的支持率下降。

    废墟上的现代羌城

    沿着山间的碎石古道，我们爬上了城郊的一处高峰。放眼望去，学校、医院、体育馆、博物馆……一座座新的建筑崛起在山谷河坝中，羌红、雕楼、羊角点缀其间，好一座现代化的羌城！

    1.居民住房条件得以改善

    地震之前，汶川居民住房面积小、质量差。城镇中主要是上世纪70、80年代建设的老房子，高半山上的大都是就地取材的土坯房。汶川县建设局局长张先武如此形容：“震前的房子修得都像夹皮沟、火柴盒，十分拥挤，质量也差，很难有空间避难。”

    现在，汶川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在威州镇，广州援建方投资9.1亿元完成了总计84万平方米居民住房的恢复重建。百姓们交口称赞新房子的质量。锅庄广场旁家电铺看门的老婆婆说：“广东人建的房子质量非常好，再有大地震，我们躲在屋子里都会很安全。”威州镇桑平社区的一位居民说：“地震之后，我给广东人打工，他们盖的房子比我们原来的好多了，钢筋和水泥的标号都比以前好。”农村地区的房屋建设则因地制宜，有的集中建设，有的村民自建，但是在选址和施工的科学性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2.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

    威州镇四分之三的农村在高半山上。震前简易路又陡又险，不少村民一年、几年甚至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山。为方便出行和发展经济，广州援建方投资8110万元修建了8条由县城或干线公路岔口到各行政村的通村公路，总里程达到72.2公里。汶川县位于半干旱地带，水资源稀缺，水源不稳定，水质较差，加之地震导致全镇90%以上的灌溉和饮用水网损坏或中断，水成为制约当地群众发展的瓶颈问题。广州援建方新铺设了122公里引水管道，维修了20公里灌渠，新建了50个蓄水池和6个提灌站。水、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解决了当地百姓祖祖辈辈盼望却无力解决的问题。

    3.文化资源得到保护性开发

    汶川县文化资源丰富。灾后重建中，援受双方都十分重视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出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汶川是羌族自治县，羌族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县城中心的锅庄广场，每到晚上人山人海，成为百姓最喜欢的活动场所；横跨岷江和杂谷脑河上的红军桥，在重建中修葺一新，成为长征精神和革命教育的生动载体；穗威桥头环岛中央的大禹雕像，凝结了中华民族的睿智、勤奋与亲和；废墟上建起的纪念公园，以“记忆·希望”为主题，诠释了众志成城、百折不挠的抗震救灾精神；岷江东岸充满西羌风情的景观带，包括酒吧、茶馆、咖啡厅、餐厅、KTV等娱乐设施。这些项目的建设不仅丰富了当地人的生活，也为发展旅游业奠定了基础。82.7%的汶川百姓认为“援建单位在建设中尊重保护和开发当地的民族文化”。

    4.产业结构调整与提升初见端倪

    地震之前，汶川县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类型单一，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财政收入入不敷出。震后，援受双方高度重视借助重建调整产业结构。在援建方的大力支持下，汶川县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城镇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在城镇规划中，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发展物流业和旅游业。县城划分为三个片区，七盘沟片区以发展物流及旅游加工产业为主，中心片区以商业、行政办公及旅游服务业为主，雁门片区以休闲农家乐旅游为主。农业产业方面，引入甜玉米、葛根等经济作物，增加农民收入；引入“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配合发展甜樱桃、肉猪等深加工产业，形成农业发展产业链；同时威州配套建设有农贸市场和1000吨冷库，确保农产品能运出去、运进来，威州能“活”起来。

    老百姓的真心话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们时时被汶川百姓们的信任感动和激励着。无论是安居乐业的市民，还是进城务工的打工仔，甚至是目不识丁、连普通话都听不懂的农村妇孺，当他们得知我们的身份和来意时，无不对我们友善之至，畅所欲言。

    1.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社会主义

    震后一个月，紧急救援状态逐渐结束。面对满目疮痍的残局，不少人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在老百姓最低迷、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吹响了“灾后恢复重建”的号角，要求举全国之力开展对口援建。

    谈及党和政府的决策，百姓无不发自内心地感激。许多人饱含热泪对我们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政府，就没有新汶川。”我们分别对地震发生当天、震后一周、震后一年三个时间段“谁给您的帮助最大”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政府直接或者通过调动军队、组织援建等方式带给百姓的帮助最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百姓得到的政府帮助越多。七成以上的被访者反映“获得的第一条关于救援或发放物资的消息”来源于政府直接派人挨家挨户通知。在关于“你对中央政府在灾后重建中的表现是否满意”的调查中，96.3%的群众选择了“非常满意”或“满意”。

    2.对援建工作很满意

    汶川灾后重建几乎在不具备建设条件的情况下展开：飞石、余震、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频发生，建设用地和建筑材料严重缺乏，工程项目时间紧、任务重。援建单位用爱心、汗水和智慧战胜了重重困难，在废墟上谱写了一曲曲凯歌。我们通过五级量表测量了汶川县城百姓对广州援建工作的满意度，均值达到4.009，意味着总体满意。

    3.未来的生活更美好

    对比地震前后的生活，几乎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房子大了，孩子可以到城里上学了，医院看病更加方便了，不用跑很远到外地打工了……”调查显示，68%的人认为汶川会越来越富有，72%的人认为汶川的环境会越来越好，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在汶川看病会越来越容易，孩子会在当地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人们对将来的生活津津乐道，对未来充满信心。

    外国专家的赞叹

    调研期间，我们应邀参加了一场关于灾后重建的国际研讨会。会上，几位国外著名地震专家在由衷赞叹汶川灾后重建成果之余，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汶川的灾后重建中能取得如此成就？这引发了我们的深思。通过调查，我们认识到，根本原因在于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坚强领导，在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工作层面大量可圈可点的具体做法，为把中央决策落到实处提供了保证。

    1.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

    民生牵着民心。大地震过后，老百姓生活在混乱和恐惧当中。一批批救灾物资及时送达，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不管领到自己手上的物资多少，看到有东西送来，看到有人组织，就觉得踏实。”在救灾抢险阶段，民生安定了人心。当大家从惊恐中回过神来，亲人离去和家园尽失的痛苦开始笼罩人心，“以后怎么生活？”成为堵在百姓心中的坎儿。随着一批批活动板房的迅速搭起，食堂、医院、商店在政府的支持下也相继开业，受灾群众的生活逐渐恢复常态。在过渡安置阶段，民生发挥了稳定秩序的作用。大规模重建开始后，援受双方按照中央要求，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重建工作的重中之重，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民生，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坚持以人为本，重在恢复民生，汶川的实践告诉我们，抓住了民生，就抓住了人心，抓住了稳定，抓住了灾后重建的全局。

    2.通过援建切实推动受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硬件”与“软件”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是汶川灾后重建中许多对口援建单位普遍采用的工作方法。广州援建威州前线工作组组长李俊夫说：“我们在工程建设中注重考虑当地持续发展的需要，把提升人的素质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工作，非常留意将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管理方法传播给当地的干部群众。”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援建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思想理念，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对口援建，增强受灾地区的发展能力和发展后劲，是汶川灾后重建工作中一条值得重视的经验。

    3.最大限度地调动援建各方的积极性、创造性

    在灾后重建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怀着对灾区人民的深厚感情，带领群众抓紧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成为灾后重建最坚强的支撑力量。各有关单位在工作中注重发挥灾区群众的主体作用，采取多种方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深入细致的沟通交流，获得了理解，赢得了信任，扩大了灾后重建的群众基础。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灾区广大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参与、配合重建，许多人在面对拆迁这类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时，也能够以大局为重，坚持小家服从大家。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做好工作的强大合力，是此次重建工作的一大亮点和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4.用制度保障重建工作的规范、高效和科学

    科学重建需要科学的体制机制作保障。为确保工作的有力、有序推进，参与重建的各方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汶川县建立了“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督查倒逼落实”的 “三倒逼”加压机制；要求全县县级领导、机关干部和机关管理职能全部下沉到基层第一线，直接服务于城乡居民的灾后重建“三下沉”工作机制；落实责任分解、落实责任考核、落实责任兑现的“三落实”担责机制。广州市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对口援建的全过程，制订了包括援建工作方案、工程管理、财务管理、维修加固、征地拆迁、廉政建设、档案管理和行政管理等共8大类、65项管理制度，并汇总形成《制度手册》。援受双方积极创新合作机制和模式，明确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使双方合作高效有效。这些在实践中形成的体制机制，在为援建工作高效推进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为今后组织大规模援建提供了借鉴和依据。

    （执笔人：田丽、谢新洲）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题调研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