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历史的探寻

    《另一半中国史》不是一部史学专著，所以我们不必从讨论概念讲起，我们不必仔细考量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比例，或讨论我们早已经扭结萦绕在一起，分不出你我，像瓷器作坊中的搅胎。在这里我只想谈到作者的视野，因为如果顺着他指点的方向瞭望，我们这个由历史沉淀下来的国家，她的四野并非如西安的城墙，规整有矩，也不似展开的棋盘，泾渭分明，而是在时空里呈现如潮起潮落的海岸线，漫延开去，又收缩回来，再漫延开去。这种延展向外可远至中亚，甚至震慑整个欧洲，收缩时可能已经在临安城下。所以在谈到这些历史时，我们并不统一划出哪些算内政，哪些是外交，征服与怀柔也是交错间行，四夷列传上的名单也在正统史书上不断变换。而之所以有上述之种种，皆因与绵绵汉族历史长编并行存在的，是同样悠长的少数民族之历史。

    史学家陈寅恪曾把唐帝国作为案例，研究它与周边少数民族种种错综复杂之关系，并为这种关系作出总结：如果要明了唐代前后三百年间的盛衰以及相应的内政外交的策略，必须考查它与四方少数民族之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唐朝与一个主要外族之联系，而是与数个部落民族产生之“连动性”。而这种连环效应可以从唐朝的腹地一直沿展至高加索地区，甚至远达东罗马帝国的西海岸。毋庸置疑，这个效应里包括政治、贸易和文化。

    如果某些时候我们谈中国的历史却好像是在谈整个亚洲或者世界，那么不要怀疑是作者跑题了。当汉武帝在打击匈奴的战役中取得绝对性胜利的时候，也是欧洲君主噩梦的降临。因为就连亚历山大大帝都从来没有意识到，因他而来的希腊化艺术不仅造就了犍陀罗，其余韵更深入中国西部。敦煌洞窟里武士的虎皮兜帽恰恰化自于希腊赫拉墨斯的形象。如果不是作者的生动描绘，我们可能从未想过公元七世纪曾有过一次两大帝国——唐帝国与大食帝国的交战，它虽然不如后来成吉思汗的征服震惊世界，但讲述起来也能引人无限遐想。

    其实我们都可以体会作者的苦恼，一方面我们希望这部民族的历史有更多的公正性,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法不依靠汉族的正史，因为只有这里还算系统地记录了这些部族的历史。所以当我们看到作者尽量从国外的史书中、从专家学者解读的楼兰汉简中找到佐证时，我们赞叹作者细腻的心思和具“了解之同情”的眼光，同时我们又更多地了然研究民族史的困难之处。

    当然专业研究的成果转化成生动的文字使得精彩由此延续，历史文献中的草灰蛇线一旦在作者笔下逐渐清晰起来将是莫大的惊喜。作者举出“楼兰新娘”，敦煌宝藏，依靠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游记为古国续写历史。其实还有更多未曾被作者涉猎或者应用的，随着民族或者外族文字不断被发现，古代的双语、三语出土文书和碑铭更仔细的被解读，民族历史纪事长编正在逐次替代喻意模糊的神话传说，器物和图像的发现正可以还原部落族人生活的场景或者宗教严肃的仪轨。这些成果每前进一步，就更会展现汉文化与部族文化的交相辉映，也更能从细节上体会汉族与这些少数民族，曾经敌对，曾经守望，曾经融合。

    尚有更多莫衷一是的观点作者未提，汉唐帝国的穷兵黩武，“武皇开边意未已”，有时候是战略上的迫不得已，如果不守护敦煌，长安就面临威胁；控制吐鲁番，西去的交通才能通畅。如果不戍边屯田，攻占下来的要塞也无法守住；国家军队的部署外重内轻，以夷制夷的战时政策酿成了安史之乱，但反其道行之的大宋王朝不也是被逐渐逼退至长江以南。

    看完此书，我们应该不再纠结，这部历史是否应属于大部分亚洲史，还是一部欧亚大陆史，因为它只算是一个开端，当更多专精的研究终于转化成普遍的知识，步作者的后尘成为演义、小说、戏剧时，那么作者开创之功便如当初的张骞通西域，希冀的是滚滚而来的继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