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中国视野

编者按

    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源起于西方，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西方各种生态文明理论也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分析并反思这些生态文明理论的特点和价值立场，对于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期“学术笔谈”刊出的三篇论文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简单地借鉴和认同西方自然价值论和生态中心论的研究路径，既不可能真正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也无法落实于现实人类实践活动中。

    反思以“生态”和“人类”为本位的生态文明理论存在的问题，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秉承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主要是通过借鉴西方自然价值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以“生态”为本位和以“人类”为本位的两种生态文明理论。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视野，分析这两种生态文明理论的特点和价值立场，对于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

    以“生态”为本位和以“人类”为本位的两种生态文明理论的共同点是都强调从价值观的维度入手来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他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是赞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还是赞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两种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对于我们反思人类实践的生态后果具有积极意义，但却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第一，虽然他们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差别，但是在他们那里，生态危机“最主要地被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而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的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马克思称之为‘新陈代谢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也因此就被完全忽略了”。（[美]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正确地看到了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客观联系，但是却没有更进一步揭示出人类和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交换关系中断的根本原因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因而看不到生态危机本质上表征的实际上是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危机，只有通过合理调整人们在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这就必然使他们在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问题时忽视社会对自然的影响，忽视社会制度变革对解决生态危机的决定作用。

    第二，他们在如何理解生态文明理论的性质和内涵上存在着偏差。作为一种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应该具有境界论和发展观两个维度。从境界论的维度看，它要求人们超越狭隘自我的利益观和价值观，代之以人和生态和谐共生的生态利益观和价值观，它具有“应然”的超越性特点。从发展观的维度看，它主要体现为如何处理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在捍卫民族国家和地区发展权、环境权的同时，指导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它具有“实然”的特点。以“生态”为本位和以“人类”为本位的生态文明理论的问题恰恰体现在其“发展观维度”的缺失。这是因为：首先，以“生态”为本位的这种依赖于个人神秘体验的生态文明理论不仅无法借助科学的理论论证，更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之间在生态利益关系上的矛盾冲突。其次，以“人类”为本位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类实践活动是否能够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立足点，但是问题在于所谓人类的“整体利益”在当前是否已经作为一种事实而存在却是值得怀疑的。以这种虚幻的“人类整体利益”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不仅不可能真正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而且可能沦为资本以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借口来维护资本既得利益的工具。最后，他们不注重生态文明中制度维度的建设，体现在脱离人和人的利益关系的协调抽象地谈论人和自然关系的解决，不懂得只有实现人们在生态问题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人们之间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才能得到真正的化解。

    第三，他们在价值立场上存在偏差。这两种生态文明理论不仅体现为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而且也必然脱离资本及其全球权力关系谈论生态问题，看不到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过程。事实上，生态问题的出现和生态危机的产生，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过程。资产阶级不仅在其现代化的早期阶段通过海外殖民活动掠夺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为资本开拓世界市场，而且在当前又通过资本所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一步强化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剥削，并通过资本的国际分工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问题，把解决生态危机寄托于人类生态价值观的转变，实际上模糊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不同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关系，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作辩护的作用，在价值立场上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

    因此，简单地借鉴和认同西方自然价值论和生态中心论的研究路径既不可能真正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也无法落实于现实人类实践活动中。

二

    反思以“生态”和“人类”为本位的生态文明理论存在的问题，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秉承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论具有三点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我国的生态问题理论研究首先立足于变革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全球视角，把“环境正义”作为生态治理应遵循的价值原则。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本的既得利益，不仅不愿意在全球环境保护问题上承担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且把当代环境危机归结于发展中国家。人类环境问题发展的历史和围绕当代环境治理争论的现实，决定了我们应该坚持立足于全球视野展开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明了环境问题决非是单纯的人类价值观的问题，其本质是不同民族国家在生态资源问题上的利益矛盾问题，支配这种生态利益矛盾关系的正是由资本所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只有破除当前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在不同民族国家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公正公平，明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当代环境治理问题上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才能真正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

    第二，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立足于民族国家发展的地区视角，切实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不仅明确肯定了各国应该承担人类环境保护的责任，而且也明确肯定了各国具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自主利用自身环境资源的权利。在如何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争论中，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漠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权利。西方发达国家把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因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看成是全球环境的威胁，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横加指责，其目的不过是使发展中国家始终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维护资本的既得利益。基于以上原因，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在价值立场上应始终坚持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从而使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第三，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立足于如何真正使生态文明理论作为一种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就必须把生态文明实践中的制度建设和生态价值观的建设结合起来。从生态文明理论的制度维度看，它把生态问题本质上看作是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在生态资源上的利益关系矛盾的集中体现，它要求把生态文明理论外化为合理协调人们生态利益关系的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底线规则真正起到规范人们实践活动和实践行为的作用，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任务就在于为制定公平正义的生态法律、法规提供科学的价值基础。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看，它主要是通过生态价值观建设和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消费观和幸福观，通过不断提升人们在生态问题的价值境界，形成一种生态意识的自觉，并逐渐将这种生态意识内化为人们行为的信念。相对于生态文明理论制度维度的底线规则和强制性质来说，生态价值观的维度具有倡导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它从根本上取决于人们的生态意识自觉和价值境界的不断提升。通过生态文明理论制度维度和生态价值观维度的有机结合，实现作为生态文明理论中发展观和境界论的内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