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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达先生早年投身革命，浴血奋战，屡立战功。新中国诞生前夕转而从事教育事业，筚路蓝缕，奋进开拓，先后创办了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并历任黑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三所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为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著名的教育家。2011年2月5日是刘达先生百年诞辰，谨以此文追思先生的贡献，学习先生的风范，寄托我们深深的怀念。
又是一个冬天。
当日历翻到2011年，我们迎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刘达先生的百年诞辰。转眼间，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六个年头。漫天飞舞的大雪像不尽的素笺白花，寄托着人们对他的怀念。
战火中的新生
1911年2月，刘达出生在地处黑龙江省西南部、松嫩两江左岸的肇源县新站村。那里江天辽阔，水肥草美。殷实的家境使刘达在七八岁就破蒙于私塾，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入门，很快熟记了《四书》、《五经》等儒学精华，深得教书先生的喜爱。书中先贤们的人格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幼的刘达。
1929年，刘达考入齐齐哈尔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爱国主义读物、有关革命历史的进步书籍和众多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从大量的阅读中，他深受新思想的启迪和熏染，世界观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野心越发膨胀，因时局所迫，齐齐哈尔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解散。
“一个民族可以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流血，但绝不能在侵略者的铁蹄下跪倒。”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耻辱感涌上刘达的心头。带着满腔愤怒和报国之志，刘达与几位同学一起前往关内参加抗日。一路上，萧索的荒野间到处是背井离乡的逃难人群。这幅凄惨的“流亡图”深深烙在刘达的心底。
到了北平，刘达就学于国立中山中学，随即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他白天上课，夜里摸黑起身，和爱国学生一道写标语、印传单、出墙报，组织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他如此活跃，换来的后果是被学校开除。
随后，刘达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在那里，他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的各种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当日，刘达带领同学们不顾安危，愤然冲出军警包围，加入到爱国青年游行队伍的行列。然而游行过后，刘达等一些参加运动的同学又被学校反动当局开除，一张退单上重重地写着：“你下学期不用来上学了！”
从“九·一八”到“一二·九”的短短几年间，抗日战场上交织着血泪爱恨、生死离别。恰是在这时局动荡和战火洗礼中，刘达的思想逐渐成熟起来，信仰越发明晰坚定。1936年，被学校开除的刘达毅然加入中国共青团，并将挽救国家危亡的夙愿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入党的那天，刘达兴奋难言。他知道，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新生。
和群众心连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 党组织派刘达到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翌年春天，刘达随同彭真同志由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并由中央组织部派往北方晋察冀分局从事抗战工作。他坚决执行我党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参加开辟雁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发动群众进行英勇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而英勇奋斗。
刘达到雁北工作后，一方面密切关注对敌斗争情况，同时深入了解和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为此，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晋察冀边区的山山岭岭、村村镇镇。
在游击环境中,敌人经常进进出出，如何带领队伍适时转移，如何选择时机，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刘达总能够果断、正确地作出决定。1940年冬，日军“扫荡”灵丘南山，时任雁北专署粮食局局长的郭维真在灵丘县经冉庄向西北山转移途中，遇见刘达。当时，老乡说南城头敌人出动，可能从那里经过。刘达带着郭维真进沟走小路，再爬山到山顶，可以十分清楚地鸟瞰敌人去处。敌人虽未发现他俩，但向那个方向扫射。枪声越来越近，二人已到山顶，无路可走。刘达果断地决定用破羊皮大衣裹住头，从山顶向山背后滚下来，两人顺利地脱离了险情。事后，刘达的坚强、果敢、机智被传为佳话。许多在雁北的干部和群众当年都反映说，刘达在残酷的斗争中，胆识过人，行动敏捷，遇事不慌，善于分析敌情，掌握敌人行动的规律，说：“和刘达在一起打游击，很有安全感。”
1942年，刘达到边区向区党委汇报工作，途中每经一地一村，他都问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了解大家的困难疾苦，以便向上级或有关同志反映。
刘达关心体贴干部尽人皆知，特别是对警卫员、交通员、油印员、伙夫、马夫等亲如兄弟。当时地委机关一位干部的家属惨遭敌人杀害，刘达耐心劝慰，他不但亲自看望这位同志的家人，还创造条件让这位同志也回家探望，使这位同志把悲痛化为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冬天特别寒冷，刘达为了让同志们安全过冬，决定用生产的收入为地委机关同志每人做一件能穿、能铺、能盖的三面新的大棉背心。刘达还曾自学医术，为同志们诊病治病，在节日时下厨房做饭做菜，为同志们改善生活……
刘达经常讲，“一个领导干部关心群众的生活，不是根据上级的文件精神，讲一讲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不是向下面作一般的号召，而是要随时注意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生活的实际困难，真正做到和群众心连心。”
办一所好大学
1945年9月，刘达被党中央派往东北，参加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共东北局秘书处长兼东北军区参谋处长、陈云同志秘书、哈尔滨市第一任市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前夕，哈尔滨市作为最早解放的一座大城市，很需要以实际工作来证明共产党人有能力管理好这座城市。在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中，面临很多困难，如粮食问题、金融问题、能源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在技术方面所依靠的多是伪满及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技术人员，人才十分匮乏。因此，当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办一所农学院时，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的刘达欣然受命。刘达的人生道路，从此转向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1948年8月，刘达只带一名警卫人员来东北创办农学院。此前，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根据地创办的“抗大”和陕北公学等多以为抗战和革命战争培养军政干部为主要任务。在培养高级农业专门人才方面，只有1940年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建立的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以及为适应土改后扩大农村对农业技术的需要，于1947年初在晋冀鲁豫边区设立的北方大学农学院。刘达要创办单科性普通农业高校，为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无论在东北还是在其他解放区都是第一次。
没有钱，没有房，也没有人，一切都没有，一切都要有。这要是换了别人可能早止步于蜀道之难，刘达却毫不畏惧，一往无前。他不知疲倦地投身到“新型社会主义大学”的建设实践中，以“为东北地区农业生产服务”为方针，开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磅礴风气之先，使东北农学院成为当时全国各农林高校学习的典范。
亲历革命战争并领导过支前工作的刘达深知，教育是一种公益性很强的事业，基本建设和后勤保证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十分重要。他不仅仅把后勤保障工作看成是服务工作，而且看成是党的教育政策的直接体现。他认为，作为大学校长，要当好学校的后勤部长。学校创建之初，他亲自抓校舍建设，进行校园建筑规划，大胆聘用南斯拉夫籍专家设计飞机型教学主楼及大礼堂、生物馆、化学馆，提出美观、坚固、适用的设计要求，办一流大学、百年树人的战略思想凸现其中。工程竣工，在全国引起轰动，在《人民日报》报头和《人民画报》上都作过专门介绍，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先后莅临视察。当然，在大楼建设过程中也有人吹冷风：“我们在窑洞里也办学，农学院还要盖那么好的楼？”而且在1951年“三反”运动中农学院主楼被当作“浪费”的典型，责令刘达作了多次“检讨”。刘达后来幽默地说：“我的检讨油印了几十份，谁让我检讨我就给他一份，反正楼已经盖了。”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刘达深谙其理，为了建立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解放之初，他在就地招聘一批具有农林科技专长的知识分子的基础上，亲赴沈、京、津、沪、杭等地招聘教师。在他的感召下，农学界的王金陵、畜牧界的许振英、农机界的余友泰、林学界的阳含熙、邵均、刘慎愕等一批国内知名专家教授纷至沓来，一时间人才济济。
一次，刘达到沈阳开会，在招待所遇见一位叫钟家栋的教授，刘达想请他到东北农学院任教。可这位教授因为不了解东农情况，又怕冷，不肯来，刘达向他介绍了学校情况，恳请他到学校看看。在钟教授来哈尔滨后，刘达把学校唯一一辆吉普车让给他坐，自已徒步上下班，并派教务处的同志陪同参观哈尔滨。几天后，钟教授说：“刘达同志这样尊重我，关心我，我决意来此任教。”钟家栋成为东农请来的第一位教授。
刘达办学之初，便清醒认识到，新中国在帝国主义封锁的形势下要创办新型社会主义大学，仅靠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是不够的，按照旧中国的办法也不行，必须借鉴苏联的教育经验，进行教学改革。而在哈尔滨，因为俄国人较多，招聘俄文教员比较方便。于是他率先提出举办“俄文班”，培养自己的师资队伍。50年代初，这在全国是一个创举，引起了轰动。
1952年，刘达在东北农学院森林系的基础上，又提议创办了东北林学院（现东北林业大学)。刘达并非农学和林学的内行，但他虚心向专家请教，对改进工作的意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1956年暑假，刘达和前来看望自己的张钧成兴奋地谈起去北京在朱总司令家做客的情景。总司令非常关心林业，家中培育多种花草树木，总司令就其院内所有植物，对刘达进行现场考核，刘达对答如流，总司令高兴地说：“看来你已是党内专家了。”
回顾刘达创办东农、东林的全过程，他集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教育家于一身，成“两家”之大业，写下了我国教育史上的辉煌一页。
“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大跃进”时期，一些教师在帽儿山林场劳动，上边下令要“拔白旗”，批判“白专道路”。刘达明确指示：“不要搞了，大家在林场劳动，已经是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了。”所以当时在林场劳动的教师、干部都躲过了这一关。为了把学校办成一个像样子的大学，为了保护知识分子，刘达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也说了一些当时别人所不敢说的话。当然他个人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不仅遭到了非议，而且曾遭到严厉的批判。
1958年夏天的一个上午，省领导打电话通知刘达：“康生同志要到黑龙江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检查工作，你写一万张大字报欢迎他莅临检查。”下午康生到林业大学时，刘成栋指着只有几张的大字报说：“上午省里让我写一万张大字报，我想有几张就给您看几张，这才是实事求是！”
到了办公室，刘成栋拿出两支铅笔对康生说：“这里一支是中国制造的，一支是美国制造的，你说说哪个好？”康生会意地接过铅笔，又立即转手递给身边的人并问道：“你们说哪个好？”旁边的人都说中国制造的好。康生转眼看着刘达，一时间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刘达的脸上，看刘达如何作答。刘达毫不犹豫，脱口而出：“我认为美国制造的质量好。”
刘达说过,有些人说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有些人是哄起来的，这两种人都应教育，但可以原谅。最可恨的是有一种人靠说假话过日子，靠说假话升官发财！党内这种人也有一些, 实在是让人担心。
1958年，全国几乎都陷于“大跃进”的狂热之中。刘达对一切事物都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个年代的所有假话、大话、空话, 都以事实为依据作出明确判断，并加以揭穿，予以批驳。当时，某城市建了一座“四不要”(不要水泥、钢材、木材、砖瓦) 的宿舍楼。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一种不顾及住户安全的“敢想、敢干”。刘达说，这种楼还有一个“不要”，那就是谁也不要住！
对于以“无人售货，自觉交钱”标榜大家都达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境界的空话, 刘达说：“无人售货”还不是有那么多人站在旁边,还不是不放心人家。其实，人的觉悟也没那么高，你要真的一天“无人”，不丢光也差不多。
一位老同志是这样地评价刘达，“在那个年代，在众多争议过后，他总是受大家推崇的人，不为别的，刘达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他是硬骨头”
作为新中国的首批教育家之一。刘达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政治水平高，原则性强，即使处于逆境，也不抱怨消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任职期间，时值“文革”，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中，他虽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磨难，但他仍兢兢业业，不屈不挠地工作。大家都说“他是硬骨头”！
在一次批判会上,造反派问他：你有什么错误有什么问题？
刘达说：对毛泽东思想认识不够高。
造反派问他：你属于哪类干部？
刘达说：我属于第二类，比较好的。
造反派不高兴又问：我们都在搞文化大革命你在干什么？
刘达从兜里掏出一个本子，从头开始念。把从被停职后的每天活动说得清清楚楚。念了几天，造反派就烦了：刘达的思想汇报不够好，应该惩罚他，让他打扫厕所！这时刘达突然抢前一步冲到麦克风前大声说：让我劳动是可以的，把劳动作为惩罚手段是错误的！
第二天刘达汇报的内容是打扫厕所。他没有写“接近劳动人民有利于思想改造”这类流行的套话，而是说他从一楼打扫到六楼，发现一楼用厕所的人最多，厕所最脏，越往上的厕所用的人越少越干净，建议今后设计楼房时一楼的厕所应该建得大一些。
在批斗会上，造反派不但让刘达跪下还让他匍匐在地，在脖子上压两个砖头，让他做飞机式。此时的刘达年老体胖，做这样的动作对他来说是极其残酷的，但他始终咬牙挺着不让自己垮下去。挨批斗回来牛棚里有人劝他：刘书记你何必这样犟呢？你认点罪不行吗？认点罪就少受点苦，你越不认罪他们斗得越凶。
刘达说：现在还不是我说话的时候。
专政期间在大礼堂开党员大会时刘达去听报告，会上有人在讲台上喊：刘达没有资格听报告把他轰出去！刘达当即站起来说：为使大会开好我可以退出会场，但是我保留党员听中央文件的权利！
刘达表现的完全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
鞠躬尽瘁，效力清华
“文革”十年，使全国各大高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1977年4月的一天，国家领导人找刘达谈话，“清华是‘文革’的重灾区，拯救清华沉重而艰难，经中央常委商议，人选非你莫属！”
刘达掷地有声地回答：鞠躬尽瘁，效力清华！
翌日，刘达只身来到清华园，当他看见清华校园冷清衰落的样子，心情十分沉痛。就职大会后，刘达迅速深入基层开展调查，期间发现清华大学很多干部都犯了所谓“走资派错误”或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众多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臭老九”帽子的教师思想负担很重。像何东昌、刘冰这样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教学科研几乎陷于停滞，加上受“两个凡是”的影响，许多问题都得不到正确解决。而且市委还有“五条”明文规定：何东昌的案不能翻，刘冰的案不能翻，“一·二九批示”不能翻，等等。
刘达看到这些是非不分的问题，痛心疾首。他深知，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不仅清华大学永远都翻不了身，全国高校战线上的乌云也无法驱散。
1977年5月12日，刘达在主楼前的广场上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他没拿讲稿，而是深情地从清华大学的历史讲起，讲到十年动乱给清华大学带来的灾难，讲到他管理清华大学的想法和措施。他从政治问题一直讲到冬季供暖的准备，讲的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是大实话。最后他说：何东昌原来是党委副书记，被免了。我问市委知不知道这件事，市委负责同志说不清楚。既然如此，我宣布立即恢复何东昌的工作！
上万人的广场上鸦雀无声，刘达的声音打破了沉寂，所有人都听见了，大家彼此相望，几乎不敢相信。突然，有人带头鼓掌，掌声爆响，久久不息……
1977年7月初，刘达到清华担任校长不久，组织召开了一个人数不多的教师座谈会，他要大家敞开思想谈谈对“文革”期间教育工作会议做出的“两个估计”的看法。在长期“左”的思想和“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下，很多与会者发言时说对“两个估计”想不通，但又不敢直言。刘达听罢，旗帜鲜明地说：“我看‘两个估计’是错误的，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人，80%是军代表、工宣队员，他们根本不了解教育情况，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发言权，这个会议怎么可能做出正确的估计呢？‘两个估计’是戴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这个问题不解决，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可能被调动，相信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刘达观点鲜明的讲话，使大家思想豁然开朗。
刘达力排“两个凡是”，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进行了平反。蒯大富等人一度在北京高校横行霸道让刘达想不通，于是他写报告首先向中央提出处理意见，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清华还有点勇气！
回首刘达主政清华的岁月，他以快刀斩乱麻的气魄，甩掉了历史遗留的梦魇，昭雪了一件件冤假错案，使清华得以重振雄风。这不仅奠定了清华继续前进的基础，并且为党和国家输送了一批新时期的领导干部。
在纪念建校80周年的时候，刘达看到清华的进步，十分欣喜。曾有人问他,“这么多年来，你最留恋清华的什么？”刘达笑了笑，毫不犹豫地答道：“八十年来，清华逐步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子不断进取，为祖国为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我最留恋的就是清华的精神！一种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种热爱祖国、忠于事业的精神！一种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精神！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
大雪无痕，岁月有声。人们对刘达先生思念越浓烈，对他的爱戴就越深切，对他的品格就越敬仰。诚如他走后，友人真切送上的悼诗所言：“哲人其萎泰山崩,门墙桃李泣悲风；春风化雨铸人道,言传身教秉铎声；耳提面命言犹在,待人接物费叮咛；典副邦教心劳瘁,火尽薪传未了情。”
（本版照片均系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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