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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俄罗斯访问期间,从手机新闻里得知黄华老先生去世的消息,感到极为悲痛。虽说黄老已近期颐之年,但黄老的走,走得平静,也走得匆忙。向他老人家的遗体告别仪式我又未能如愿参加,回忆与怀念的思绪不断浮现脑海,而且愈加强烈。
去年8月,黄老在医院住院,曾专门让秘书杨克木同志转送我一个烧制了黄老和夫人何理良以及被送者名字的杯子,并附了一封黄老的书信:
我因病住院两年有余,在病榻上时常回忆起与同志们共同度过的难忘岁月,特送上我和何理良委托我的家乡河北磁县的磁州窑精心烧制的瓷器。
希望以此作为我们之间深厚友情的纪念。
拿到这个不同寻常的杯子,令人感慨万千。“多病故人疏”,我想黄老夫妇订做这些杯子分送给朋友们,一定非常想念朋友们。或许黄老认为,他康复出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以此做一个告别的纪念?而我们这些在工作岗位上整天忙忙碌碌的人,很少能静下心来真正体会到这一点。
今天,我看着这个饱含着黄老深情厚谊的杯子沉思,黄老波澜壮阔的革命人生又重现眼前。
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1932年秋,黄华考入燕京大学,第二年即参加燕京大学救国会,之后与清华大学的姚依林、蒋南翔,北京大学的黄敬、韩天石、陆平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筹备“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1935年12月9日,黄华带领燕京大学学生冒着刺骨的寒风向城里行进,举行示威游行,在西直门受到反动警察的野蛮阻拦和抓捕。黄华冲在前面,带领大家抢夺回被抓走的张兆麟,接着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之后,黄华因组织学生抗议活动,两次被捕入狱,戴着“重刑犯”脚镣,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表现出民族风骨和革命气节。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各界的积极响应和通电支持。毛泽东同志在陕北曾当面听取了黄华的汇报,并多次给予高度评价。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黄华、蒋南翔、韩天石、袁宝华、陆平等一二九运动的参与者、当事人,经常在北大聚会。因工作关系,我陪同原北大副校长张学书负责联络接待,聆听他们讲述一二九运动的故事,每次都很受教育。今天,时光不能倒流,自然规律使得他们一个一个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走,可以说带走的是整整的一个时代。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采访、翻译助手
黄华在燕大读书时就和思想进步的燕大新闻系讲师斯诺是好朋友。斯诺支持黄华在校内开展爱国反日秘密活动,为他提供聚会场所,做掩护工作,两人因此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斯诺在得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苏区的消息后,通过宋庆龄女士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采访的意愿,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因为斯诺只会简单的中文会话,便邀请黄华一同前往采访。已经是共产党员、刚刚毕业的黄华,早有去陕北加入红军的想法,经请示组织批准后,两人前后到达了保安。
斯诺在陕北开始采访毛泽东的时候,黄华还在西安,斯诺在吴亮平和陆定一的翻译下记录了好几本素材。黄华抵达后,毛泽东请黄华和斯诺,把他所谈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记录整理出来。黄华立即投入工作,帮助斯诺就一些拿不准的重大政策问题、人名和地名等作了查询和订正。斯诺在颠簸的采访的路途中,把打字机放在膝盖上,整理谈话记录,黄华则一边翻译,一边将译好的文稿通过通讯员送交毛泽东审定。他们就这样反复了三次,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最为核心的内容。1936年8月下旬,黄华陪同斯诺去向毛泽东告别时,斯诺提议给毛泽东拍一张相,并把自己头上的军帽戴到毛泽东的头上。这就是那张家喻户晓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英姿飒爽的照片的来历。
斯诺采访完毛泽东后,周恩来亲自帮助斯诺制订了一个访谈张闻天、彭德怀、林伯渠、李克农等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的计划,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黄华帮助翻译的。
斯诺返回北平之后,立即给英美各大报刊发送报道,宣传红军的事迹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红星照耀中国》英文一书的发表,震动了西方世界,外部才了解到陕北这个黄土高坡有一个毛泽东,有一个共产党的红色抗日根据地,有一个中国的未来。
1972年2月,当黄华得知斯诺因胰腺癌病危时,带着周恩来的问候飞到瑞士,与事前率领中国医疗小组的马海德先生一起前去看望斯诺,斯诺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抓住他俩的手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2月15日,也是尼克松访华的前六天,斯诺与世长辞。按照斯诺的遗嘱,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燕园未名湖南岸。北大后来成立了斯诺研究中心,我曾有一年多时间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在组织各项活动中,我能感受到黄华非常关心中心的工作,有求必应,再忙也要前来参加活动,发表演讲。一谈到斯诺,黄华总是一往情深,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永远怀念他!”
稍纵即逝的中美“秘密接触”的使者
1949年4月,周恩来在北京布置任务给黄华: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对外事务,同时以燕京大学校友的身份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特别是要了解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和态度。这段历史鲜为人知。
司徒雷登在得知燕大毕业生黄华抵达南京后,立即派其私人秘书傅泾波前去面见,表达希望与共产党接触的想法。当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时,司徒雷登已经意识到蒋介石必然垮台的结局,请示美国国务院,希望留在南京,而马歇尔也不愿美国更多卷入中国内战。国务卿艾奇逊复电授权司徒雷登与中共秘密会谈。毛主席很重视中美之间的这一秘密接触,亲发电报给黄华,提出“少说多听”等几条原则。双方的接触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5月13日,黄华以校友身份前往司徒雷登的住处,与老校长会面。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愿意同新中国建立关系,并说美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意参与中国内战等等。这次会见之后,傅泾波又去拜见黄华两次,就双方具体涉及的问题进行沟通。黄华要美国立即撤出在华的一切军事力量,彻底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之后美也确实撤走了停在青岛等地的军舰。黄华的接触都是在中央的领导下有步骤进行的,可以说双方的谈判还是很有诚意的。
6月6日,黄华邀请司徒雷登来访。司徒雷登谈道,由于中国新政府还没有成立,按国际法,美国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两国关系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世界格局的大事,中美关系的完善解决,对苏美关系和世界和平都将是一大贡献。两天后,傅泾波再次来见黄华,傅讲道,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很敬重周恩来,美国务院希望司徒雷登在返美之前,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面,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返美活动更有力量,希望乘坐其在明孝陵机场的一架小型飞机直奔北平。
北平方面认为,非官方接触的方式比较好,建议请燕大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正好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过生日。不久傅泾波又来拜访,说已接到陆校长的信,信中谈到他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要他转达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等等。黄华则正式告诉司徒雷登可以北上,但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和汽车。司徒雷登得到消息非常高兴,但当时美国的时局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司徒雷登决定再次请示艾奇逊,但万万没有想到,却得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的指示,局势急转直下。更糟糕的是,司徒雷登得到命令必须在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得停留。今天假设,如果司徒雷登能够在6月中旬飞到北京,或许中美关系正常化会大大提前,而不至于滞后二十几年。
最终,司徒雷登偕傅泾波等,带着遗憾乘美国运输机返回美国。美国政府在司徒雷登返美途中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把司徒雷登作为中美关系失败的替罪羊。毛泽东发表多篇文章,包括《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批驳美国白皮书。中美关系在冷战的“铁幕”下走向冰点。司徒雷登也在美国一病不起,在郁闷中去世,他留下遗嘱要和早先在燕大去世的夫人一起葬在燕园。后来经过几十年的周折,他的骨灰终于葬在了他的出生地杭州。
我在北大写作《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时,曾多次向黄老请教。有人说,毛主席已经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司徒雷登早已定了性,我在着手这一研究时也有顾虑。黄老说那主要指的美国的对华政策,对司徒雷登的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对他的评价一定要客观,司徒雷登在创办燕京大学、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方面是有贡献的,当然也执行了当时美国目光短浅的“扶蒋灭共”政策,其后半生也很坎坷,并鼓励我把研究搞下去。在黄华、雷洁琼和侯仁之等燕京大学老校友的支持下,我才完成了这一课题,由此也就和黄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书成之后,我登门拜访黄老将书送去,黄老还专门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
今日的中国已今非昔比,国际局势的变化翻天覆地。黄老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奋斗了一生。他笑着走了,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他的一生将永远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作者系教育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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