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星期三,成都双流机场。
81岁的孙家栋又一次搭乘飞往西昌的CA4469次航班。
孙家栋多次去西昌。无数次的奔波,让双流机场检票口的值班员对这个面孔太熟悉了,所以对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分外热情。
孙家栋这次去“月亮城”,是坐镇指挥北斗导航系统第七颗卫星上天。
“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
在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多个航天器中,由孙家栋担任负责人的就有34个。
“我能在航天方面做出一点成绩,说来其实有点偶然。”孙家栋说。
这位航天专家的学习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他学过土木、汽车,1951年,他被选送到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读书,专业是飞机设计。
在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七年里,孙家栋各科成绩年年是优秀。1958年3月,年年保持全优的孙家栋,获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发的“斯大林奖章”——那一年,全苏联军队院校毕业的学员中,总共只有13名学生获得了“斯大林奖章”。
1958年4月,孙家栋登上了归国的列车。“我在苏联学的是飞机设计,当时并没有考虑更大更长远的目标,就想着回来后在空军好好工作。”
但是,孙家栋没能实现造飞机的宏愿。
其时,中国正在谋划发展导弹事业,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急需技术人才。孙家栋二话不说,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
一无设备,二无资料。当时发展导弹事业可谓一张白纸,两手空空。自己学的是航空专业,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孙家栋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
那就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孙家栋跟着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搞了9年导弹,并且由导弹总体设计员、总体组长、总体设计室主任一直升任为总体部副主任。其间,中国导弹、核导弹先后研制成功,孙家栋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导弹专家。
1967年7月29日,一个炎热的夏天。孙家栋正在办公室伏案进行导弹设计。
一道调令,让孙家栋又一次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中央决定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孙家栋再一次放弃了自己已经熟悉且建树颇丰的领域,担当起卫星研制的重任。
这一次,孙家栋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再也没有离开过。
1967年的中国,正值“文革”爆发之初。风雨飘摇中,孙家栋接过了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技术总负责人的担子。
此时的孙家栋,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种种难题,更有政治风浪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曾经留学苏联,又因为爷爷是“富农出身”,孙家栋的压力比一般人更大。
“东方红一号”研制后期发生的一件事让孙家栋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佩戴毛主席像章蔚然成风。许多单位把研制的卫星仪器也镶上毛主席像章。多了这些像章会使卫星超重,从而降低卫星、火箭的可靠性。但是,要拆下这些像章吧,又怕成为政治问题。孙家栋为此苦恼不已。
1969年10月的一个晚上,孙家栋随同钱学森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研制情况。要不要提像章的问题?孙家栋很犹豫,他必须对卫星负责,这也是对国家负责。
思虑再三,孙家栋决定向周总理直言,像章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周总理指出,不要把政治挂帅庸俗化,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你们看一看,人民大会堂这么严肃的地方,也没有处处挂毛主席像章。回去以后,孙家栋传达了周总理的原话,方才解决这一棘手难题。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太空响彻《东方红》,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得知卫星发射成功的那一刻,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的孙家栋顿时感到浑身疲惫无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探月热潮的兴起,我国也于2004年启动了“嫦娥一号”探月工程。
在此之前,中国的卫星最远只到过8万公里的太空,而月亮离我们有38万公里。此前我们所有的卫星,都只需要考虑地球和卫星之间的运动关系,而探月需要考虑地球、月亮和卫星三者之间的运动关系;加一个变量,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时年75岁的孙家栋,接下了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龄都功成身退了。他该得的院士、‘两弹一星’奖章都得到了,却仍冒着极大风险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由衷地赞叹说。
对此,孙家栋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孙家栋的老伴魏素萍回忆说,搞“嫦娥一号”时,孙家栋经常半夜走到凉台上,仔细地看着月亮在天上慢慢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工程技术方案。“有时他在窗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折腾得我也睡不踏实。”
2007年11月7日,“嫦娥一号”成功实施第三次近月制动,顺利进入环月轨道。
这一刻,北京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里,大家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雀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
“他是了不起的工程大总师和战略科学家”
一枚蓝色的小徽章常年别在孙家栋的外衣口袋上。
这枚徽章如一角硬币般大小,图案是三个同心圆包着一枚火箭。“它象征着中国航天,那三个圈代表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第三宇宙速度——就是飞行器进入太空、离开地球和离开太阳系所需要的最小速度。”孙家栋抚摸着徽章说。
“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意味着我们从第一个圈到了第二个圈。”孙家栋笑笑说。
从第一个圈到第二个圈,不仅标记着中国人迈向深空的脚步,更标记着孙家栋不平凡的航天生涯。
“孙家栋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既是一位善于协调各种技术问题的工程大总师,更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能确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嫦娥一号”工程卫星系统总设计师叶培建院士说。
无论是40年前的“东方红一号”,还是3年前的“嫦娥一号”,抑或是尚在实施的北斗导航工程,孙家栋均显现出卓尔不凡的协调能力和战略眼光。
当年的“东方红一号”,孙家栋实际上是半路接手的——早在1958年,中科院的同志就开始制订方案,开展了大量的研制工作;到1965年中央批准正式立项,已经做了好几年。
孙家栋回忆说,因为中科院搞的那个方案内容太多,太完善了,以那时的技术条件,要保证工程实现是十分困难的。以小小的插头为例,那时国内连有二十几个插针的专用插头都生产不了。
孙家栋接手以后,与一些老专家研究,把卫星研制计划分为两步走,即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解决了有无问题的基础上,再研制带有探测功能的应用卫星。
随后,孙家栋大胆地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简化,比如,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技术不成熟,那就用银锌化学电池;姿态控制部分做不好,那就只保留姿态测量用的红外地平仪和太阳角计。
“当时‘东方红一号’在技术上就四个要求:‘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孙家栋说,“以现在的眼光看,它的确太简单了,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能上天本身就很不容易。”
用最少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最有利的配合,制订出最可行的方案,保证获得最好的结果,这是长期作为工程大总师的孙家栋孜孜以求的目标。
“这个就像桌子与椅子的配合,如果桌子太高而椅子矮了,你可以把椅子升高,也可以把桌子的高度降低,就看哪个更方便。”听孙家栋叙说自己的工作,似乎是那样的平淡无奇。
但实际上,孙家栋所要做的,远非如此简单。
如果把中国发射的诸多卫星比作棋盘上的棋子,那么,孙家栋就是最重要的棋手之一。作为布局者,他不仅布下了众多“棋子”,更想到了今后多少年在何处落子。
2005年10月,“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获得圆满成功后,探月工程成为中国航天新的热点。作为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孙家栋,肩上的压力比谁都大。
2007年10月24日18时5分4秒,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随着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腾空而起,“嫦娥一号”成功开始了奔月之旅。
此时的孙家栋,心中所想的是更长远的战略——
绕月只是第一步,以后我们的探测器还要能落在月球上,还要能返回地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派宇航员登上月球,实现中国人的“登月”梦想。在这以后,我们还要在月球上建立驻点……
这就是月球探测计划的“小三步”(探月阶段的“绕、落、回”)和“大三步”(“探、登、驻”)。
“嫦娥一号”圆满成功以后,孙家栋卸下了“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担子,让年轻的同志来续膺重任,但他仍然担任工程高级顾问。
他依旧无法“安享晚年”,他仍然担着国家另一重大科技专项——北斗导航工程总设计师的责任。
“很多人说,GPS导航系统精度高,免费用,我们何必再去搞‘北斗’导航?”孙家栋说,“现在是和平时期,你可以用GPS;万一有个风吹草动,GPS用不了怎么办?俄罗斯在搞‘格洛纳斯’导航,欧洲也在搞自己的‘伽利略’导航,‘北斗’是事关我们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
对于北斗导航工程,孙家栋也有一个“三步走”规划——第一步,先发射几颗试验卫星,建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第二步,2012年以前发射12颗星,覆盖亚太地区;第三步,到2020年左右,共发射30余颗星,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网络。
“这样分步实施,先把系统建起来,再逐步完善,非常合理。”叶培建说。
闲不住的孙家栋,始终在思考中国航天的未来。
“如果身体可以的话,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航天员登上月球,能看到中国的深空探测器飞到火星去。”这位81岁的老人语气中满是期盼和祝愿。
巍巍若山,淡泊如水
一只毛驴在底下站着,背上驮着一条狗,狗驮着猫,最上面是一只报晓的公鸡。
这是孙家栋家中橱窗里摆的一个模型,一个略显粗糙的陶制小模型。
“这是访问德国不来梅时,不来梅市长送给我的,他说这个毛驴象征着不来梅人甘当无名英雄、任劳任怨的品格。”孙家栋说,“我们航天人也得甘当底下的‘毛驴’,所以我把这个模型摆在这里。”
孙家栋不仅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嫦娥一号”工程中,总指挥栾恩杰、总设计师孙家栋、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被人称为“铁三角”。
“在这个团队里,所有的工程技术难题都落在孙家栋身上,其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他站得高,看得远,有全局观念,处理问题有板有眼。”欧阳自远说。
困难面前绝不低头的他,又总是“俯首甘为孺子牛”。
“‘欧阳先生,我是给你打工的,我的责任是把你的眼睛和手,延伸到月球;至于你看到什么,干什么活,我不管。’”回忆起当时孙家栋的话,欧阳自远依然很感动:“他是那么朴实,那么友善,那么谦恭。”
其实,孙家栋有着太多太多可以自傲的资本。
他不仅是杰出的航天技术专家,还是中国航天步入国际市场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1985年10月,中国宣布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服务。恰值此年此月,孙家栋出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这位技术专家出身的副部长,毅然挑起了中国航天国际合作谈判的重任。
孙家栋带着代表团来到美国。当时去美国出差,每天的生活补贴只有一两美元。孙家栋等人只能住在条件很差的小旅馆里。一位华侨看到后说:“你们住在这样的旅馆里准备跟人谈几千万美元的大生意,谁相信呢?”这位热心的华侨把孙家栋一行安排在高级饭店里,给他们结了账。
最后,事情谈成了。长征火箭成功将美国休斯公司的通信卫星送入太空。
“我小时只听说洋火、洋油、洋车,现在我们也能用自己的火箭把国外的卫星送入太空了。”忆往昔,孙家栋依然感慨万千,“发射成功以后,帮过我们的爱国华侨也是热泪盈眶,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中国卫星能打多高,华人在国际上头就能抬多高。’”
他曾多次因过度劳累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1975年,为了顺利回收返回式卫星,他日思夜想,曾经晕倒过好几次。1994年,他率团与美方商谈续签卫星发射合同;三天艰苦谈判之后,签署备忘录之前,他晕倒在谈判间里。
“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2009年3月,在孙家栋八十大寿时,钱学森专门致信表示祝贺。钱老在信中用“您”来称呼一位后辈,让孙家栋倍加感动,诚惶诚恐。
作为中国卫星事业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孙家栋经常被人称作中国的“卫星之父”。但他本人却从不敢以此自居。“我一看到这种报道,就想写信给作者,让他们改过来。”
他总觉得,是时代成就了自己;他总是强调,航天事业的每一点成绩都是集体分工协作的结果。
“当年跟我一起从苏联回来的同学,有好几位干了航空。可是中国的民用飞机主要是从国外买,航空工业一直没起来。我们在航天上能有这些成绩,是国家给了我们机会,给了我们舞台;那些干航空的同志都很羡慕我们。”孙家栋语气中包含着深深的叹惋。
2010年1月11日,凭着自己在航天领域的杰出成就,孙家栋获得了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但这位航天泰斗从来没把自己看得与众不同。
在航天大院里,他与其他年轻同志一样排队打饭;别人让他往前面排,他总是笑着摇摇头。
他爱穿“千层底”布鞋。家里有好几双布鞋——新的,半新的,旧的;在外面穿新的,在家里穿旧的。“有一次,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穿着破布鞋就出去了,脚后跟都露出来了。”老伴魏素萍说。
作为孙家栋的妻子,魏素萍既感到自豪,有时又有点怨言。
“看到院子里其他老头、老太太经常在那儿晒太阳,我就羡慕人家,他们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呀。”魏素萍说,“他要有时间,我们俩就出去遛遛弯。可他难得有点空闲啊。”
孙家栋也觉得很对不住妻子。当年妻子生闺女的时候,他正忙“东方红一号”,没能陪在妻子身边。现在两口子都老了,可他还是那么忙。
“他老在外面出差,就我一个人在屋里,特孤单。要是有两个人在,哪怕他不爱说话,屋里空气都不一样。”魏素萍说。
孙家栋还得继续忙下去……
不知不觉到了老两口的晚餐时间。
“吃饭啦。”魏素萍喊道。
老两口的一日三餐都很简单。今晚的主食是早上剩下的稀粥,菜有昨天买来没吃完的饼卷土豆,还有一盘凉拌海带丝和一点花生米。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陈玉明、人民日报记者余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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