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医生

鼠疫爆发

    伍连德医生与哈尔滨的联系，在于十九世纪中国东北曾经爆发的那场震惊世界的瘟疫。该瘟疫的第一例病例，出现在1910年10月12日，由俄国的西伯利亚传至中国境内的满洲里。同年的10月26日，满洲里车站首先发现了鼠疫患者。于是，这段全长530英里的东清铁路，成了满洲里至哈尔滨鼠疫传播的大通道。1910年10月27日，瘟疫传至哈尔滨；10月30日到达长春；11月2日抵达沈阳。尤以哈尔滨为众。据当时的统计，吉、黑两省（当时哈尔滨属吉林管辖）已经死亡近4万人，相当于两省总人口的1.7%，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让官方触目惊心，让生者不寒而栗。

    当奉天（今沈阳）发现了该病的患者与死者之后，东三省总督锡良立即派遣两名北洋医学堂毕业的学生姚医生和孙医生速往哈尔滨探查病源，采取措施，以图阻断瘟疫近一步向奉天方面侵漫。沿途各地的巡抚也纷纷向朝廷奏报这场突如其来的可怕瘟疫。与此同时，世界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场爆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可怕的瘟疫。许多准备到哈尔滨的旅行者也立刻中断了自己的行程。在十四世纪中叶，欧洲大陆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鼠疫，鼠疫蔓延到整个欧洲和俄国的部分地区，死亡约二千五百万人，占当时欧洲大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侨居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的外国人闻风色变，纷纷举家离开中国的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疫情最严重属哈尔滨之傅家甸（今哈尔滨道外区部分地带），那里每天都有十数人死亡。1910年11月15日，滨江厅组成防疫局，始对中国人聚居的傅家甸施行“严绝交通，厉行隔离”。

    哈尔滨，一时被外界传为死亡之城。

只有伍连德来了

    清朝廷立刻旨派伍连德医生前往哈尔滨，考察这场瘟疫爆发的原因。

    伍连德，广东台山人，生于英属海外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1896年，以女皇奖金选拔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入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后就读于圣玛利亚医学院，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研究，1903年获医学博士。1904年回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开私人诊所，并致力于反对吸毒、赌博。他主张华人男子剪掉辫子，提倡女子教育，鼓励青少年开始体育运动和创办文学会。1907年，应清政府之聘，举家归国，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即副校长一职。时年31岁。伍医生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很勇敢，接受了清廷的这一旨派，带着他的学生兼助手林家瑞先生，携带相应的医学器具、试验用品，如英制中型显微镜、酒精、试管、剪刀和钳子等，乘火车奔赴疫情最严重之哈尔滨。

    推荐伍连德医生的施肇基先生1910年33岁，任清政府的外务部右丞，位在清政府外务部的核心领导层。与伍连德医生一样，是那个复杂年代的青年才俊。他是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也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求学的动力是因为“中国积弱，受人欺凌，愿以所学，为国家收回权利，雪耻图强。”1908年，清政府委任施肇基为吉林西北路兵备道兼滨江关监督。清朝灭亡之后，施肇基先生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并先后任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曾出席巴黎合会，为中国五位全权代表之一。1935年6月，中美使馆升格为大使级，施肇基先生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

    1905年，施肇基先生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与伍连德相识。他们志趣相同，同样抱负远大，忧国忧民。施肇基认为伍连德医生是一个可堪大用之材。当时，袁世凯正在考虑拟用专家改造陆军军医学堂。施肇基先生推荐了伍连德医生，并敦促他回国任职。身为南洋华侨的伍连德医生，在与施肇基、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人的交往中，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加深了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除了对他日后的中国医史的研究产生了有益与深刻的影响之外，更加深了他的拳拳赤子之情。

    施肇基先生亦曾任职过哈尔滨关道的道员（哈尔滨关道即滨江关道辖四府、一厅、两县，为清政府最北方的一个权力中心）。因此，施肇基对哈尔滨状况之复杂颇为了解。哈尔滨瘟疫暴发，此关乎民之安危，亦关乎国威与主权。施肇基担心这场死人无数的特大瘟疫进一步蔓延，如若朝廷不能及时扑灭这场疫疠，那么，一直对东北虎视眈眈的日、俄两国，势必会施加政治压力，出兵干预，后果不堪设想。施肇基立即建议外务部筹办“万国治疫会议”，他本人出任“防疫大臣”，并力荐南洋华侨伍连德医生任会长。之前，或为生死攸关虑，已有医学专家婉拒前往东北扑疫之荐。唯伍连德医生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由施肇基直接负责伍连德医生在哈尔滨的扑疫工作。

一个细节引起医生的注意

    1910年12月24日晚，伍连德医生和他的助手抵达哈尔滨。当年之傅家甸总人口为24000人，这场瘟疫夺走生命最多的地方就在傅家甸，这里每天都有一、二十人吐血而死。侨居在哈尔滨其他区域里的外国人，特别是俄国人，死于这场瘟疫的人数也在与日俱增。

    一路上，伍连德医生看到雪街冰道上，送葬之旅牵连不断，悲痛哭嚎，不绝于耳。此时正值西历的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前夕，伍连德医生想到那个俄国旅馆的白俄女人说的话：到了中国人的春节，这里就会成为一座空城，闯关东的人都准备回山东老家过年啦。伍连德医生还了解到，已有山东人准备将因瘟疫而死的亲属尸体运回老家安葬……

    大批闯关东的人到哈尔滨谋生，始于咸丰十年，清廷对东北地区开禁垦荒后。有统计表明，当年到关东谋生的1400万人当中，有七、八百万人是从山东过来的。伍连德医生想，设若这些人当中的染病者回山东，那就意味着整个中国将爆发一场范围更大的瘟疫……

    伍连德医生马上开始着手调查傅家甸的瘟疫情况。在踏察过程中，一个细节引起了医生的注意。他了解到，发生在这一区域瘟疫之疫源，来自满洲里的一个俄国人和当地人捉土拨鼠的窝棚。土拨鼠亦称旱獭，属啮齿类，主要生存在蒙古、俄国贝加尔湖和中国东北地区，是一种穴居于干燥寒冷地带的小动物。伍连德医生进一步调查了解到，在哈尔滨这座新开埠的移民城市里居住着大量的外国侨民，据统计，最初随东清铁路到哈尔滨的外国人（包括铁路员工、冒险家、逃难的犹太人和俄国白党之残部），占全城总人口的二分之一还要多。这些大多来自寒冷地区的俄国人，喜穿裘皮衣装，尤喜紫貂围脖、帽子和抄手，以此御寒，以资装扮，显示高贵。东、西欧各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紫貂皮货亦情有独钟。由于紫貂数量有限，于是一些俄国人（其中亦有鼠疫感染者）开始向中国满洲里地区进发，与当地的中国人一道捕捉土拨鼠。在窝棚内将土拨鼠剖杀之后，加工其毛皮，冒充紫貂出卖获利。据当年的统计，1910年之前的三年，在毛皮市场上，共成交假冒紫貂70万张，到了1910年，则上升为250万张假冒紫貂皮。伍连德医生认真研究后，立即请哈尔滨关道派人前往这一地区，寻捕土拨鼠的活体样品，再进行解剖化验，以求病源。

    伍连德医生到傅家甸之后，立即乘车去已被改为临时防疫医院的商会，拜见姚医生和孙医生。这两位中国医生均毕业于北洋医学堂。交谈中，伍连德医生发现，姚医生所谓的消毒办法，是用从日本进口的硫磺和石炭酸等化学药品进行消毒。通过交谈，伍连德医生还了解到，这两位医生和五名助手在哈尔滨的任务并不是防疫和治病，而是将染病者遣送到固定地区封锁起来，对于死者，则由当地政府购买棺材进行埋葬。伍连德医生注意到，这些防疫人员没有任何自我防护措施，包括那些负责收尸的警察均不带口罩。

    之后，伍连德医生立刻向施肇基报告。在这份用英文书写的电报里，伍连德医生介绍了他的六大困难：（1）医无素养之困难；（2）药品无储备之困难；（3）财政应付不及之困难；（4）病院隔离筹备不及之困难；（5）断绝交通之困难；（6）焚毁尸体、物品隔离之困难。

    随后，伍连德医生开始协调道台府的官员，将滨江官立女子二等小学堂作为防疫办公室和消毒站，着手建立了滨江疑似病院。同时，找到了一幢相对安静的泥草房，作为疫病试验室。这幢茅草房即为中国第一个瘟疫病菌试验室。

    1910年12月27日，孙医生的助手跑到道台府向伍连德医生报告，傅家甸的一家日式旅馆的女老板刚刚染瘟疫死亡，现已经派警察封锁并保护了现场。

    伍连德医生立即带上他的助手，携带相关器械来到这家日式旅馆。房间的地板上到处是死者咳的血迹，气味刺鼻。躺在榻榻米（日式地铺）上的死者身躯佝偻，表情痛苦。经询问是否有皮货商入住时，该旅馆的杂役告知，从满洲里过来的那个日俄混血儿就是专卖旱獭的毛皮商人，该人已于一个星期前离开。伍连德医生对助手命令道，马上进行解剖。姚医生听后颇感惊诧，说，大人，对人体进行解剖，在朝廷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孙医生提醒道，大人，解剖疫尸最易感染病毒，恐有生命危险。伍连德医生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请你们出去吧。

    在瘟疫病菌试验室，伍连德医生对这些脏器的切片进行了观察。在显微镜下，他很快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肯定是鼠疫。但重要的是必须探清它的传播渠道。三天后，营养液培养的样品便出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团。伍连德医生又对疫尸的各个器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发现死者血液中存有鼠疫杆菌。同时，伍连德医生得到了土拨鼠的活体样本，进行解剖后，医生在土拨鼠的体内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团。伍连德医生立刻致电施肇基，报告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而这种鼠疫病菌是通过呼吸和唾液进行传播的。这一发现是在伍连德医生到达哈尔滨瘟疫区的第六天。

朝廷很快批准了他的建议

    伍连德医生给施肇基发了一封长篇电报，向朝廷做出了九点汇报及相关建议：鼠疫已经在傅家甸流行；鼠疫主要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鼠对人的传播可以排除，因此，应集中控制人群中的相互传播；与俄国政府合作，对俄方管辖的西伯利亚到哈尔滨的铁路加以严格控制；在路口和冰河通道处增加巡逻予以监控；在傅家甸建立更多的医院以便留置病人，并建立隔离区隔离病人家属；派遣大批医护人员来哈尔滨；道台衙门提供足够的资金；严密观察中方管辖的北京到奉天铁路，一旦出现鼠疫，马上严格控制，包括建立鼠疫医院和隔离区；和日本合作，监控日方管辖的大连到奉天的南满铁路。朝廷很快批准了伍连德医生的所有建议，并派人增援。

    在伍连德医生布控下，开始对哈尔滨，尤其是傅家甸所有的公共设施，旅馆、饭店、商店，均全面消毒，对病人和家属实行严格的隔离，对有可能接触病人者，必须呆在家里自行隔离。但各方进展缓慢，令行迟疑，常不如人意。

外国人不相信这个中国医生

    该瘟疫性质既被证明，理应由朝廷的外交人员通告盘踞在哈尔滨的各国使团及俄国的东清铁路管理局。但是，由于关道没有外交人员，亦不懂英语，于是，伍连德医生亲自去拜访被中国老百姓称之为白毛将军的霍尔瓦特，霍氏是当时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局长。当时，针对哈尔滨爆发的这场瘟疫，俄国已经从彼德堡派来了医学专家依沙恩斯基。在拜见过程中，白毛将军和依沙恩斯基医生并不相信这个中国医生，认为中国人不会对神秘的瘟疫提出任何有价值的见解，只是礼节性地接见了这位清朝政府派来的大员。伍连德用英语告知对方，他本人已经通过尸体解剖、样品观察以及细菌培养，得出了此地流行鼠疫的结论，并阐述了该病菌是通过呼吸和唾液传播方式，建议俄方应立即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对俄籍医院和病人采取隔离的方式，以避免瘟疫进一步扩大传播。俄方随即认同了伍连德医生观点及建议。伍连德医生还希望霍将军能拨一些火车车皮，便于对傅家甸的染病者进行隔离。霍将军和依沙恩斯基医生考虑到自身及俄侨的安危，答应了伍连德医生的请求。

    接下来，伍连德医生又连续拜访了驻哈尔滨的各国领事馆。早在哈尔滨瘟疫刚刚爆发之时，日本的南满铁路部门曾派了一名日本医生专程到哈尔滨，进行该地区鼠疫流行的调查。伍连德医生也拜访了他，希望情报共享、联手防疫。这名日本医生有“东方巴斯德”之称，是发现鼠疫杆茵的日本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教授的学生。他并不屑于伍连德医生作为清廷官员的身份，在见面时亦表现出了对中国医生的蔑视。伍连德医生的助手林先生遂向对方介绍，伍连德医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博士时，对方即放下架子。但是，他坚持说，他已经在哈尔滨解剖了几百只老鼠。并请伍连德医生观看他解剖老鼠的样本，果断地说，我没有从一只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因此，我可以证明，此地流行的不是鼠疫。面对这个固执的日本医生，伍连德医生深感难以说服对方。

    告辞后，伍连德医生赶到霍将军允许他探查的俄国医院。俄国医院的院长是一位犹太人，只有28岁，姓哈夫肯，年轻有为，毕业于俄国的基辅大学。伍连德医生了解哈氏的叔叔老哈夫肯，他是印度孟买大鼠疫中参加预防控制的俄人医生。不同的是，孟买的鼠疫是老鼠通过跳蚤叮咬人而传染到人，只要采取大量灭鼠行动则可控制瘟疫的流行。眼前的这位年轻的俄国医生是一位敬业者，他已收留了六名中国病人和两名俄国病人。

    很快，霍将军将1300节火车车皮（内置取暖火炉）批给了伍连德医生，使医生有了一个较宽裕的临时疫病隔离所。伍连德说服那密切接触患者的人，并陆续将他们安置到这里。病人则送到防疫医院。相关家属和一般接触则在家里自行监测。

他被任命为全权总医官

    1911年1月2日，首批增援人员赶到哈尔滨，但是只有1个人，这个人就是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麦斯尼。麦斯尼到了哈尔滨之后，经过考查，他认为应当在该地区大力灭鼠。而某些当地官府也在采取灭鼠的方式企望阻止病源。麦斯尼对伍连德医生说，毫无疑问，这场瘟疫是由老鼠引发的，我是鼠疫专家，你必须听我的。伍连德医生依据自己的试验，向麦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哈尔滨的冬天异常寒冷，不可能有大量老鼠出来活动，按说，疫情应当越来越少，但事实正相反，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严重。现在，每天死亡的人数已经高达数十人，这说明，这场瘟疫一定是另有传播渠道。我认为必须把病人与健康人进行隔离，这才是最有效的防疫方式。但是，伍连德医生的说法与提供的试验数据，并没有说服麦斯尼医生。

    1911年1月6日，为加强防疫和隔离的工作，由协和医院的吉布医生和方擎率领的十多名陆军军医学堂的学生赶来增援。此时，哈尔滨的鼠疫仍在蔓延，每天仍有大量的人被鼠疫夺去生命。尽管正在采取某些隔离的办法，但是，由于伍连德医生没有哈市防疫之全权，故无法有效协调各方面及专家的意志，让全城防疫工作一时得不到彻底执行，死人的事仍在不断地攀生，街巷里躬身吐血的中外平民仍不鲜见。人人自危，户户惊恐的态势有增无减。据哈尔滨疫情之实际，及医界人士争论之弊，施肇基建议朝廷委任伍连德医生为哈尔滨防疫之全权者。清朝政府尤为欣赏伍连德医生的隔离政策，亦恐病菌流入京城，危及朝廷，当即批复施肇基的奏折，任伍连德医生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伍连德医生立即召开各方面的联系会议，制定以下措施：（1）将鼠疫流行中心傅家甸全面隔离。整个地区划成四个相互严格隔离的小区，每个小区由一位高级医生作为主管，配备足够的助理员和警察，逐日挨户检查，一旦发现患者和疑似病人，马上送入防疫医院。其亲属送入从俄方租借的车厢改建的隔离站，对其住处进行彻底的消毒，情况每日上报。（2）鼠疫杆菌团鼠疫杆菌团由于先前负责检查病人的警察不具备医学知识，由医护人员取代，负责挨户检查和接触病人的医护人员，上岗前必须接受培训。（3）为了保证傅家甸隔离的成功，从长春调160名官兵维持秩序。严格控制傅家甸地区人员的出入。带队军官列席鼠疫联席会议。（4）为了弥补医疗人员的不足，培训600名警察，协助医务人员进行鼠疫防疫。

    同时还规定了当地居民的行动规则：每区人民必须在左臂佩戴政府之证章，该证章分为白、红、黄、蓝，以分别一、二、三、四区居民。佩戴证章之人，可以在本区内行动。如欲前往他区，必须申请特别准证。军人亦施行同一规律。凡城外士兵，非有许可证不得进入或离去城市。城外一千二百兵士，城内六百警察，均为推行此项规则而工作。并严禁假紫貂皮及皮货贩卖者进入哈尔滨地区。这期间，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因“防疫不力”被革职，滨江厅分防同知章绍洙也因“防疫不力”被撤职。

    伍连德医生在会议上强调每一个老百姓都必须带口罩。伍连德医生亲自发明了一种防护口罩，令每一个参与防疫救护者必须带。这种老百姓称之为“呼吸囊”的口罩被后人称之为“伍式口罩”。在东北的铁岭，政府下令每个人都得带，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处。这一措施不仅在哈尔滨得到了执行，全国也一律强势推行此种防控办法。如果说，在中世纪黑死病盛行的欧洲，由于肥皂的发明，使其感染几率下降，直至灭绝，那么“伍式口罩”也同样有效地降低了鼠疫感染的途径，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时至在今日，在公共卫生防疫领域，带口罩防止病菌侵入，依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最佳防护方法。

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焚烧疫尸

    此时，伍连德医生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由于棺木紧缺，大量的疫尸因无棺木而无法下葬。停放在露天的疫尸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传染源，一旦春天来临，尸体融化，大量的细菌就会散发出来，由此必将引起更大的瘟疫。

    情况紧急，伍连德医生再次上报朝廷，请求火葬这些无法深埋的疫尸。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在中国传统殡葬习俗当中，死者入土为安，是民众恪守的传统之道德。伍连德医生提议烧掉这些疫尸，风险巨大。在施肇基的极力游说之下，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在国土的安全与完整的考量之下，朝廷破例批准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焚烧疫尸的奏报。

    正式开始焚烧疫尸是在1911年1月31日。是日为中国春节的大年初一。据统计，到这一天止，傅家甸地区的中国人口为24000人，已被瘟疫夺去生命者达四分之一，亦曝有两千多具疫尸无法下葬。

    疫尸在傅家甸坟场实施火葬。防疫人员将疫尸分为22堆，每堆100人，分别倒上煤油后，开始焚烧。伍连德医生令所有的文武官员都必须前来观看。前来观看的老百姓亦不计其数。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集体火化之殓，为死者，亦为生者。疫尸共焚烧了三天。在此除旧布新之际，伍连德医生令防疫人员印制传单，借用春节之传统习俗，鼓励市民、商家燃放鞭炮，迎接好运的到来。亦鼓励百姓在自己的家里、屋内烧放鞭炮，消灾避邪，庆祝新春。伍连德医生深谙此种作法的多层意义，利用鞭炮散发出的硫磺味道灭菌，有良好的消毒效果。尤是在全城燃放鞭炮，对弥漫在空中的病菌是一次极好的驱赶和灭杀。

    1911年2月6日，俄医务总监马里诺夫斯基医生扺哈，经过认真考察，他立即在哈尔滨之俄侨聚居地效仿伍连德医生的做法，开始焚烧病尸。俄国人共焚烧了1416具疫尸，其中1002具是从坟墓中挖掘出来后，再进行焚烧。

令人振奋的效果出现了

    自全面焚烧疫尸之后，全城死亡人数急速下降，感染者亦越来越少。1911年3月1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深夜，所有的防疫人员均集中在防疫总部内，仰头观看墙上的时钟。当时指针指向零点，城里教堂的钟声也同时敲响的时候，防疫总部的人们沸腾了，这一天，哈尔滨达到了鼠疫零死亡和零感染。

    之后，连续几日，哈尔滨的瘟疫感染和死亡者均为零。于是，伍连德医生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警察和士兵开始拆除路障。伍连德医生亲自率领各级官员和防疫人员，走进居民区，看望被隔离了两个多月的老百姓。所有的老百姓都来到了街上，燃放鞭炮，呼朋唤友，舞蹈欢庆。

    据统计，此次东北的鼠疫流行，共吞噬6万余条生命，其中傅家甸为7200余人。在此次防疫行动中，参与的工作人员为2943名，有297人殉职，其中包括麦斯尼医生和年轻的小哈肯尼医生。这些外国医生在人类的瘟疫情面前，没有退缩，展示了医生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世界级鼠疫斗士”

    在全权总医官伍连德的指挥下，不仅仅赢得了哈尔滨击退瘟疫的大胜利，同时也挽救了我国东北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挽救了那些侨居在这一地区的外国人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岌岌可危的清政府的压力。此外，因施肇基与伍连德医生上下配合，及时控制疫情，在四个月内力挽狂澜，成功消灭鼠疫，创造了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1911年8月，清政府破格晋升施肇基为左丞。

    之后，施肇基根据伍连德医生的提议，向朝廷建议，利用抗击鼠疫大胜利的机会，在沈阳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朝廷立刻准奏，并迅速拨十万两白银专款。各国对“万国鼠疫研究会”亦反应热烈。这毕竟是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奇迹，是人类防疫史上的伟大壮举。

    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伍连德医生作为大会会长，与各国专家共同完成了长达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这个《报告书》成为后世国际流行病学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由于伍连德医生仅用四个月的时间，扑灭了让世人瞩目与惊骇的鼠疫流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被誉之为“世界级鼠疫斗士”，同时当选为“万国鼠疫研究会”主席和“全球鼠疫首席专家”。我国清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教育家梁启超说“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唯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伍氏之为，是中国公共防疫史上，乃至人类医学史上，最富科学精神与开拓勇气的光辉一页。

    百年来，哈尔滨市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伍连德医生在抗击鼠疫的危难时刻，为这座城市之中外民众的命运作出的重要贡献。哈尔滨是一座有情义、有担当、有继承精神的城市和人民。在纪念伍连德医生1910年抗鼠疫的一百周年之际，在老傅家甸之故地，即当今风光迷人的新道外区，将有一条街道，一座学校和一家医院，以伍连德医生的名字命名之。以这样永恒的纪念，彰显一位医生的高尚医德和无畏的，勇于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

    （作者系著名作家）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