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的意义

    读完吴方先生的《追寻已远——晚清民国人物素描》，不禁长叹。在这本书里，吴方一共写了30多个人，虽然只是素描，淡淡写来，却颇让人怅惘。正因为晚清、民国有这么一些人立于其间，遂使这个时段变得有声有色起来，让人不能忽视、不敢掠过。

    人物比较难写，尤其是这些丰富、复杂的人物，要把他们写出神采，不是易事。有才华的人的禀性都是迥异于俗常的，尤其是文人，书生自有嶙嶒骨，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谁也不要想左右他。这些人物置身于这么个世运多舛、世事迭变的空间里，比在世道隆兴中人更有切肤之痛、之快。如龚自珍，诗章中多次以“剑”、“箫”意象，看起来似乎处在不惠不夷中，实际上已是满腹苍凉，危险逼近。读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不难看出，这么多人喜欢病梅，映衬出世态已进入沉沉的病疴之中，不仅是世道之病，更是精神之病。林琴南则不同，既有维新的经历，又有保守的心愿，同时清高倔强、坚硬孤傲，颇似严复与辜鸿铭。他们坚守的方向是十分分明的，对时势的态度是一回事，有自己独立的处置方式；人格的独立又是一回事，是必须持守传统的人格精神和道德价值的。正因为如此，诟病他们保守也罢，但在人格上决不会流于屑小、猥琐，依旧可以圈点。

    书中的人物吴宓是我喜欢的学者之一。他不是政治家，只能耍耍笔杆，和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打打笔仗。他策划的《学衡》有一个大旨是我一直认为要持抱的，其旨曰：“讲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完全可以为学人之座右铭。而周作人这个人物似乎不太好写，一会儿在台上，一会儿又在台下；一会儿是演戏的，一会儿又成了看戏的了，角色不断转换，让人难以估量。当然，吴方还是把他当作文人来写，写他的“困境”，写“困境”中他的种种表现——这些人的政治生涯和文学生涯应该分开来说才理性一些，我欣赏周作人的一句话：“古来圣人教人要‘自知’，其实这自知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真是一个过来人由衷的感叹。

    和上述人相比，有些人似乎会显得轻松些。如洁来洁去的梅兰芳，红氍毹上的万种风情，戏迷们随着剧情的起伏而唏嘘而开颜，台上台下，感动和痴醉。丰子恺的人生会令人想起他的画，真有那么童稚之趣吗？在他的随笔里，平常中渗透着滋味，看似琐屑、寻常人事，却是最底层的真实，也是丰子恺本人给后人的真实写照。还有在历史不易把握中搁笔转向的沈从文，他不从文了，而去从事文物研究，显然不能用幸与不幸来言说——一个人不跟上时代走向，有时真是一种大幸。我在咀嚼这些有着喜剧色彩的人生时，最终还是落入伤感中——时代提供给他们的精神生存条件，真是太苛刻了。

    弘一大师是这幅人物长卷中最独到的一位——一个出家人，长久地被文人所记取、所仰慕，成为一种标志。出家是常人难为之事，因果不明，铮然而变，让人永远猜度不透其中的玄机，只看到出家前后判若二人。入得深了，佛门生活也充满了情调，也是需要精诚、尊严、自律、升华，力戒流俗、虚伪、矫饰。我们对于弘一的仰望，也就是精神的难以抵达——一个出家人做到了，更多的非出家人反而做不到。

    吴方笔下的这些人，现在真是很少了，我不是指人的学问，而是指这些人的脾性、风度、格调。那么我们追远，究竟什么值得我们追寻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末了，我觉得应该谈谈这本书的作者吴方。他去世已15年了，只活了47岁。扉页有一张他的照片，叉着手坐在栏杆上，眉目神情像个稚气可爱的大男孩。真让人可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8月 北京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