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题材的挑战

    阎晶明（《文艺报》总编辑）：

    首先，中国表现商业题材的戏，基本都要写成商战戏，为什么不是一个阿信或者是大长今的奋斗史？而是商人之间的斗争史，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次，这也是一个情爱戏，呈现的都是很美好的，但都是一个结果，有情人难成眷属。这其中还有很深重的历史背景，从清末到民初到抗战，任何一个方面处理好都不容易。第三，这部剧本身想突出徽商的理念，一开始的商训和程天送办公室挂着的“天行健”的条幅都是体现。最后这个戏又突破了徽商的理念。

    在商战方面，我觉得这部戏对三大家族的铺排还是不错的。在商战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不是商业竞争的残酷，而是人格力量的高下，但过度强调这一点，具有一定的冒险性。这部戏整个都是弘扬徽商的精神，其实就是讲两个家族的故事，第三家——鲍家是从海外回来的，戏份不多。实际上整个戏的主体是许、汪两家。而这个过程中，许家的道德逐渐弱化，而汪家的道德感越来越强，都是徽商，到底是谁代表徽商呢？我可以说许家也代表徽商，当然最后光明伟大的是汪家，但是作为负面的内容，过度演绎会造成记忆深刻的印象。从情节的设计上，最后都写成有情人不成眷属的偶然性，这对戏剧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也让戏剧在具备复杂性的同时，损失了主人公形象的完美度。这部戏最冒险的是文静和程天送，还有余松年的关系，但是作为戏剧冲突来说，使这个戏的变数增多了。所以这部剧给了我们很多的挑战和可能性，情爱、商战、历史，所有可能出现的要素，在这部戏里都给装进去了，包括地域性和新安这两个字的作用。这么大的跨度，线索这么明晰，逻辑性这么强，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如何使包容性成为一个互相生发的，而不是互为代价的过程，这个可能是我们以后做这种剧本要考虑的问题。包括戏里的语言，都是非常好的，不是过去的古代语言让人觉得晦涩难懂，但是也有一些过度的现代化的说法，这也是要琢磨的，这也是中国电视剧普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