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通大象的具象

    近几年，潘浩泉在推出几部长篇的同时，写了不少短篇和散文。我爱读其长篇并分别试做过评述，总觉得在得到心灵抚慰的同时，有些分明感触到而未能说清的特质。前些日读到他新出的一本《忘忧草》，集子里兼收了一些散文和几篇小说。小说与散文的“参照”阅读，那“未能说清的特质”似乎一下子清晰起来。我指的是集子里的散文和一些中短篇小说，无意“题材重大”，无涉“石破天惊”，非关“大善巨恶”而远离“热门话题”，这在构成其“局限”时，也成就其于惯常发见非常、以平淡造设奇崛、由具细接应大象的特质。在他那里，相当突出地体现了对散文的“事外远致”和小说的“故事外”情有独钟、着意经营和有效开拓，往往能够由此诱使读者从“写出的”具细部位，进入其“未经写出的”抽象品味。

    浩泉的散文应该归入情境指向生活素常、情思贴近地面低翔的一类。他从日常落笔的家常事、乡里情等，传导出随处可遇的世情，播布开摇人心旌的普适而辽远的情韵。一如一位背井离乡的菲佣（《晨曲》）、一群流离失所的鸽子（《关于鸽子的惆怅》）、一声走街串巷的叫卖（《乡音》），能够那么动人肺腑扣人心弦，只缘拌和了家园情思、乡关愁绪、以及生命尴尬的大音，从而接通了漂泊人生、酸涩生命、人类困境、苍凉世事的大象而到达并打动我们的心灵。或许可以说，他在审美效应的追求上，有别于造成“触动”、“震动”而在于引发“怦然心动”。怦然心动源自的艺术力量，不妨说是一种“牵引”的力量，它使思绪由具细延展向“事外远致”；也不妨说是一种“唤醒”的力量，它唤起我们被时间尘封、为空间阻绝的记忆，唤醒我们被习见所麻木为庸常所催眠的良知。这种力量是“缓释”的，慢慢也久久，轻轻也深深。 

    依照传统的体式区分，那本《忘忧草》收入的既有散文、随笔，也有小说。编辑家不能不面对体式的界域，而在我的阅读期待中，这种界定实在无关紧要，读浩泉，尤其如此。如同其散文乃至不少随笔不妨作为小说来读，他的小说是很可以作为散文来读的。不是指其小说跟传统“笔记”、“话本”的某种亲缘，不是指其散文、随笔通常热衷呈示“故事”、“性格”，我想说的正是他不同体式的文本中，有效地给读者提供了“文字外”的感悟契机，调动读者兴致的往往在那些难以名状的、需读者共创、为艺术共通的人生部位。 

    《母难之日》以小小的场景、淡淡的哀伤，写一个家族的成员们在祭奠母亲的时刻，各自怀抱一些跟“规定情境”格格不入的心思与不该发生的心理。借助那些细微体察和幽隐勾勒，描状出了为世俗所疏淡的亲情、为日常所遮蔽的冷漠。当最为纯粹、最不该遗忘的母爱的恩泽遭遇了轻薄，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就被推向了深层而痛切的品味。

    《二舅舅》为命运多舛两个乡村畸零儿的立传，既为散文所尚的“情境叙事”，也是小说所奉的“世相演绎”；小说中那抒情色彩和主体情怀在字里行间的寄寓、流淌，又实在並不让优秀的散文；更有发表时被编辑家归进“中篇”的《古镇》，我並不把作家关于“采访笔记”的标称、关于所记人物“原来都是我或远或近的亲戚”的“说明”，纯然看成“障眼法”，这部作品的据实品格和“纪实”因素是不必置疑的。自然，作家是作为小说处置的，只是不循小说“起承转合”的旧辙，读完以后会给人各个章节分则为散文（小小说？）合则为小说（大散文？）的感觉。无论是真情实事还是虚构想象，都共同了艺术固有的“有限”与“无限”、“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辩证。

    不是想做文体辨析，更无消解散文跟小说界域的用心，我想说的仍然是，我们很可以从浩泉的小说跟散文的某种“难解难分”，进入对其人其文的体认：真实、真知、真切、真挚，是他不离不弃的基点；“叙事”与“抒情”的互为表里、“心象”与“物象”的相济共生，“天候”与“地气”的沟通接应，是他不失不忘的追求。唯其如此，他才似乎总能在“实然性”跟“可然性”之间铺设一条通路，在文学现实性、世俗性及其精神性、终极性的一体化表现上提供了一种可能品格和可然气象。即如面对《母难之日》、《二舅舅》、《古镇》，我们不至于仅仅做出“世相展览”、“爱情悲剧”、“小镇变迁”的表象解读，作家借助那种“一体化”的“铺设”，有效地将我们推向辽远的悠思，放大且提升了我们的艺术认知，在那里，绵延不已的是难以条分的社会性相，是无法缕析的人生百味，我们面对人性的诸般杂沓、人心的诸般委曲，不难品尝到随处可遇的隔膜与依恋、无处不在的自得与尴尬；进而聆听到关涉时代荒怪、命运狡黠，关涉枯荣沉浮、沧桑炎凉、恩怨情仇以及星移斗转、世事代谢等等普适而恒常的人间情韵和繁富而明晰的历史足音。

    应该说，这里提示了“充分写实”通达“高度抽象”的艺术之道，也提示了“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心灵法则——“宁静”、“淡泊”跟“致远”、“明志”的辩证不在别处，其生成机制乃导源于某种“大境界”的抵达，某种“大悲悯”的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