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缺的不是翻译奖，是对劣质翻译的问责

    自从办过六届的“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于前年被停办之后，全国性的文学翻译评奖，只剩下“鲁迅文学奖”当中的“文学翻译奖”了。这个奖项总共只有五个获奖名额，已经够“可怜”了，哪知近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其中“文学翻译奖”更是空缺。

    回顾一下“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评奖的历程，笫一、二届是沿用以往“彩虹翻译奖”的名义和作法，从笫三届开始，才统一使用“鲁迅文学奖”中的子项“文学翻译奖”的名义。那一届“文学翻译奖”，五个名额中只评出两本书，其余三个评不出，只好放弃了。笫四届，依然只评出三个，放弃两个。到笫五届，竟是空缺，五个全放弃。现在每年出版翻译图书上万种，从低估算文学书占三分之一，那么本届三年中出版的文学译作，至少也有一万种，如此海量中竟然没有一本评得上是佳译，实在令人既惊讶又感慨。若再观察一下语种，从统一使用“鲁迅文学奖”名义评奖的笫三届开始，至今获得文学翻译奖的五种图书中，没有一种是英文的。众所皆知，我国英文教育最普遍，英文翻译队伍最大，英文翻译力量应该说也最强，可是恰恰这个最吃香的语种，在评奖中竟然吃了零蛋。

    面对笫五届“鲁迅文学奖”中“文学翻译奖”的空缺，有人苦涩地叫好，认为这显示评奖的严谨公正，宁缺勿滥。从严格遵守评奖游戏规则来讲，这样讲无可厚非，不过，我内心实在“叫好”不出来。联想起这些年，因翻译质量下降而带出来译界存在的诸多问题，我的心情只有焦急、叹息和无奈。好的出不来，差的坏的没管住，如何看待这个“空缺”， 可以有多种解读，在我看来，它又一次警示人们：必须探究造成“空缺”的深层因素，因为空缺的不是翻译奖，是对劣质翻译的问责。

    近几年披露翻译质量下滑的报道很多，我也写过好多篇，但见效甚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翻译涉及好几个部门，出了问题都不知道该向谁问责。读者对劣质翻译早有抱怨，这大家都知道，但都觉得牵涉面太广，不是本部门一家能解决，于是造成多家沾边，各家又都不管。劣质翻译形成的近因和远因有哪些，治理它的环节又在哪里，我尝试对它做一些梳理和分析。

    从外文教育来看。搞好翻译的基本功，不仅必须熟练掌握外文，还要求通晓翻译原理，知识面丰富，中文根底深，文字表达能力强。可是在外文教学中，以往存在一种认识误区，以为学好了外文，就自然会搞好翻译。曾经有很长时间，翻译只是外文下面的二级学科，不过是学外文中的一门课，长期没有把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加以重视。在校学生多重四六级考试，轻翻译，重外语，轻中文。尤其是文学翻译，还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审美情操，而这方面的翻译实践又很缺少，以至毕业后，有不少外文口语很流利，而下笔翻译，常常用词不当，病句连篇。近几年对翻译教学有所重视，成立了多所翻译院系，也招了翻译硕博研究生，但所学多为符号学、文字解构等外国翻译学理论，没有或很少联系我国翻译实际，对克服当前劣质翻译问题难有明显作用。因上述外文教育方面原因，造成译者业务素质的某些缺陷，对文学翻译质量显然是会有影响的。

    从翻译运作来看。现在没有职业翻译家，搞翻译，几乎全在业余或退休后进行。冰心生前曾说过，她只翻译她喜欢的作品，翻译之前要把外文先读几遍，弄通熟悉之后才动手译。老一辈翻译家视翻译为再创作，其译作都是反复查证、字斟句酌、历时多年才完成的。可如今，受版权的制约，译者很难去译自己喜欢或熟悉的作品，大多是出版社约什么就译什么，以至应运而生了一些“全能译者”，文学、科技、法律、商业，什么都敢译，结果屡出外行洋相。翻译稿费长期偏低，也促使一些译者不愿意在翻译中下苦功，马虎交差算数。尤其是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还出现了所谓的“快餐翻译”。一种是拼时间的“同步翻译”，即先根据外文书稿抢译，使中文译本与外文原著同时上市。另一种是拼人力的“群体翻译”，多人分工，合成出版，两者都是为了抢快。“萝卜快了不洗泥”，这种多人流水作业式的“群译”，再加上为抢快又放弃严格校订，其质量怎能保证。近几年又流行起“网络翻译”，一批对翻译有兴趣的人，在互联网上成立翻译小组，自选选题，分工翻译，网上发表，其中有些已被出版社选中作为出版的译稿。这种起始于“网络翻译”的译作正在逐渐增多，对其质量鉴定的程序和难度也更复杂。总之，现行翻译运作体制，放任度很大，接受译什么，译得好坏，主要仰赖译者个人对译德自律的程度，而当前盛行的拜金主义社会风气，更造就了催生劣质翻译的客观环境。

    从翻译出版来看。因不懂或缺乏外文原著，一般读者无力评判翻译质量，这项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出版社的身上。遗憾的是，现在相当多的出版社，主要在政治与涉黄上注意把关，而对翻译质量，大多借口文责自负而疏于审核，有些出版社和工作室，连外文编辑都没有，来稿只做中文技术处理，根本放弃了翻译质量的把关。现在物质商品，有产品质量标准和监管机构，发现质量问题可以投诉，核实的要退款或召回。可是生产劣质翻译图书，这一套全没有，出版者不但不担责任，有时因劣质书出得快，上市早，抢占了市场份额，反而比出优质书的更赚钱。这种劣胜优汰的反常现象，一定程度上保护和助长了劣质翻译的出现。

    再从翻译评价来看。翻译表扬与批评的声音都太薄弱，全国性的翻译专项评奖没有了；呼唤了多年的“国家翻译奖”，至今没有实现；优秀佳译得不到及时褒奖和传播。报刊上有时虽也有翻译评论，但多数是出版社约人撰写为图书做宣传的，真正对粗制滥造的劣质翻译进行批评和问责的太少见了。特别是翻译抄袭、变相抄袭、剽窃、侵权、盗印、造假等等违法行为，报刊上屡有揭露，但至今未见收敛，甚至出现了出版社也参与造假侵权的恶劣现象。为什么有人未经许可、敢于擅用他人的译作？为什么像李斯、龙晴这样一些已被媒体点名的翻译“文抄公”，依然还能在市场里混？依我看，除了有些出版人法律意识淡漠以外，就是社会对翻译正确评价体系的缺失，奖励不够，惩罚太轻，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促优治劣惩假的机制，这应该也是劣质翻译至今没有退出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劣质翻译涉及这么多方面，出了问题难怪找哪一家都难解决。“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评奖这次空缺，促使人们再次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问责的对象有了，下一步应该是相关部门都要采取措施，共同向读者拿出一份完满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