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以人维护而存 人以书而益彰”

    不知是因缘，还是巧合，被称为文物史的奇迹的“故宫文物大流迁”，今年竟两度进入我的视野，引起了我这个文物外行的关注和思考。我至今还记得，几个月前，当在报纸上看到两岸故宫的学者联合重走当年文物流迁路的消息时，竟是浮想联翩，那几天，打开报纸，就迫不及待地看有关报道，仿佛自己也跟着同行。没想到前两天，又有人给我寄来了章剑华先生的这部描述当年历史的纪实著作，我也立刻放下手头工作，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而且也同样是浮想联翩。

    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激情是从哪里来的。可以略作解释的是，我的两番关注，首先想到的都是故宫文物中的八十箱最重要的珍品，曾经在贵州安顺的华严洞“安家”六年，而我恰好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安顺工作、生活了十八年。华严洞是我和朋友们经常去郊游的去处，也仿佛听说过“石窟曾藏宝”的“传说”——在当地，这段历史早就成了“传说”，是多少给人以神秘感的。这次读章剑华先生这本书，又注意到，故宫珍宝是在1939年初运到华严洞的，而我恰恰就在那时候诞生在邻近贵州的四川重庆，这样这就多少有了一点生命的联系——当然，这也是我的老年的胡思乱想而已。有一点却是真的：我是因为故宫文物和一直被我视为第二故乡的贵州的“患难之交”，而对这段流迁史特别感到兴趣的。而且我不满足于简单的新闻报道，而渴望探测背后的“生命故事”。

    仔细读了章著以后，又发现了作者的两个自觉追求，就更引起了我的共鸣和思考。

    首先，我注意到作者在描述这段历史时，特地引入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不仅有蒋介石、林森、宋子文、张学良、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及英国大臣奥姆斯皮戈尔。这当然是因为这些历史人物确实不同程度上和这批中国国宝发生过联系，但这更是显示了作者的历史大视野：他是把故宫文物的流迁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和二战中复杂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与描述的。也就是说，作者真正关注的是文物流迁史背后的民族发展史、国际关系史。这就使本书的描述，不仅有了历史的广度，更有了历史的深度。

    这里，我要着重谈的是故宫文物流迁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象征意义。其实，所谓“故宫文物流迁”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如果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它有两个阶段，并且是有不同的意义的。第一阶段是1933年—1947年的南迁与北归，从北京出发，路经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山西、陕西十四省市，最后又回到南京，历时十四年，与之伴随的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逃难史和凯旋史。第二阶段，是1948年—1949年，珍藏在南京的故宫文物又经上海，浙江、福建沿海，南下台湾，最后于1954年定居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又历时六年，与之伴随的是两岸分离的历史。这些中华民族的瑰宝，就是这样和我们这个多灾多难，而又永远屹立的民族同生死，共命运；它所承担与象征的，是备受侵略和分离，这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两大民族之痛。但它同时也见证了民族屈辱中的奋起和分离中的向心力。而它所隐含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更是面对这段历史叙事的我们每一个读者所应该深思的。

    我还注意到作者《后记》中的这一自述：他之所以采取纪实文学的笔法，是为了“避免过去记述中‘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尽管在我看来，采取纪实文学的笔法，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是虚构的尺度的把握，本书中的部分描述就有些过于戏剧化；但我更重视的，是由此显示的作者的历史观，即更注重历史事件中的人：人的心灵，人性，人与人的关系。就以故宫国宝流迁而言，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其背后的民族历史与命运，它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与事件有关的人的选择，心灵反应和行为，以及人际关系的。这也正是本书作者的描述的着力处，它所展开的，是一部在民族危难和分离危机面前，人的心灵的历史。这里有坚守，有动摇，也有背叛；这里有精诚团结，也有人为的自伤内耗：人性的光辉与丑陋都以极其尖锐的形态一一展现，让读者悚然而思。

    不过，最让我感动，也是作者最想要表达的，是危难见真心，真情，见民族真精神。在汶川地震后，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民族，在所谓太平岁月，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惰性，但一旦到了危难时刻，就会爆发出更为惊人的向死而生的民族自救力。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如作者所说，“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躯是那么的柔弱，外表是那么的平凡，但他们承袭了士大夫的传统，又充满着时代的精神。他们执着，他们负重，他们充满力量。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守护神”——这岂止是知识分子，更是中国的普通民众，以至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中国的真正力量存在于他们之中。

    还要说一说的是，作者将本书命名为《承载》的深意。这是有助于将讨论引向深入的。我们在前文反复说，故宫文物是可以作为民族精神与命运的象征来看待的。现在，我们又可以追问：这是为什么？作者对满载故宫文物的南下列车有一个概括，说它“承载着稀世珍宝”，就意味着它“承载着千年文明”，“承载着文化使命，承载着民族重托”，并且宣示着一种民族意志：“骨肉可分家可离，中华文脉当永存”。于是又有了这样的信念：“文化之根在，中国不会亡”，“文物在人在，文物亡人亡”。——我以为这都是可以视为本书的点睛之笔的。这里包含着对文化在民族生存、发展中的意义的深刻体认。文化从来是民族问题的核心，所谓民族认同，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认同，民族的人心是要靠文化来凝聚的。故宫国宝能够如此牵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原因、秘密即在于此。在经济决定论盛行的今天，强调这一点，或许是格外有意义的。

    读完本书，我又有点不满足，因为在我的感觉里，本书所叙述的历史并没有结束，它还在我们的生活中延续着。我这里又要讲一段有关贵州的故事，作为本书的补充。故宫国宝不仅珍藏在安顺，部分精品还曾在省府贵阳公开展出；当时随故宫文物运往安顺的，还有一批南京博物馆的珍品，一直留在华严洞内，1951年才运回南京，并在安顺展览过一次。这两次展览都在当地引起轰动，至今仍在黔地民间和知识界作为历史佳话而流传。这启示我们，故宫文物的南迁，不仅保护了国宝，同时也传播了文化，这影响是更为深远的。

    而远去台湾的故人也忘不了这段在贵州守护石窟宝器的生活。本书的重要人物庄尚严（历史中的真实人物名字叫庄严字慕陵，时任故宫保管科科长，安顺办事处负责人，因此被戏称为华严洞“洞主”），他一直珍藏着1946年绘制的《安顺华严洞读书山图》，并遍征朋友题咏。其中除马衡外，还有向达、董作宾、罗家伦诸学界重镇。其中一位当时也在华严洞守护的张敬先生，题有一首套曲，内有“八年来避难随缘住，一朝里归途若梦行；您堪夸走北征南，俺则叹离乡背井”，“逃荒海隅情难定。故里音书水上萍，怀远思亲空画饼，抚膺，泪零，和俺那梦儿里家园两厮证”等语，让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心灵的痛史还在延续。2004年，庄严先生的哲嗣，当年出生在贵阳、在安顺生活过五年，已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灵先生，时隔六十年后，又回到贵阳、安顺探寻旧踪，算是了结了他自己的，更是他父亲的心愿。庄灵先生写有《庄严与南迁国宝》一文，说到父亲最大的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宝岛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浸润耕深历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永恒故乡”。这样的血脉、文脉的勾连贯通，是绵绵不绝，永生永世，天长地久的。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庄严先生在《安顺华严洞读书山图》上的题字：“余在安时，颇思为山作志，盖山以存国宝而传，国宝以人维护而存，人以书而益彰。此志如成，名山名物名士永留于人口矣。惜有志未成，读此图者可代志观”。——那么，我就借用这“国宝以人维护而存，人以书而益彰”一语，作为这篇读后感的题目吧。

    《承载》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