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和理想的力量

    今年5·21和9·17《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先后发表作家吕雷和96岁的四川省作协名誉主席马识途同志的文章，令我再次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他们的文章都是从不同角度写了一件事：革命烈士齐亮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高昂信仰的头颅，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我本人就是这件事的见证者、当事人，也是当年齐亮烈士拼死相救的地下党员之一。时光流逝，往事苍茫，但齐亮同志两眼炯炯有光，英俊潇洒的光辉形象始终活在我的脑海里。

    我永远记得：1948年9月4日他冒险前来，通知我紧急撤离的那一刻，我们紧紧地拥抱，他那出自肺腑的一句“今后恐怕我们很难再见面了，望多多保重”，令我至今刻骨铭心。我常常跟孩子们讲起齐亮拼死通知我紧急撤退的事，每每让全家都感慨不已。1994年吕雷带他的女儿吕丹去重庆，特意在齐亮的雕像下合照留念。今年清明节期间，吕雷去重庆开会，我在红丝带上写上齐亮、马秀英等五位烈士的名字，叮嘱他一定要配上精致的花篮，前去渣滓洞拜祭。会后，吕雷在《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上发表了题为《聆听烈士的声音》的文章，在广东反响很大，甚至香港的爱国工会都作为学习材料传阅；96岁的老作家马识途读后，也不顾高龄和成都酷热的天气，挥笔写了非常感人的文章，“文荟”再次以大篇幅发表。

    1948年夏天，重庆地下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先后被捕叛变，供出了党的地下组织，江竹筠（江姐）和很多中层骨干被捕，时任北区区委书记的齐亮也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这时他若迅速掩蔽起来完全是可以的，但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整个重庆市四处奔走，通知他所知道的组织和地下党员紧急撤退。

    当时，我的直接联系人是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久未见他来联系，也未见到《挺进报》，我感到事情不妙，于是跟妻子夏耘商量，赶快用预备方案去联系，夏耘怕我会出问题，远远地在后面跟着我。到了靠近北碚的一座桥上，我看到一穿着灰色长袍的青年坐在桥墩上，拿着一张反动报纸《扫荡报》在看。他身边放着一盒当时很流行的美国“固灵玉”牙膏，这是第一个联系暗号，对了。我走上前去问路：“先生，去北碚是向北走还是向南走？”正确的路应是向北，他却说：“向南走。”这是第二个联系暗号，也对了。我再一看，原来是齐亮化了装亲自来了。

    齐亮原来是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同时也在《新华日报》工作。1946年南方局迁往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强令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返延安时，齐亮乘机溜了出来，转入重庆地下党。过去他在《新华日报》工作时，我们彼此认识。我走近他跟他并排坐着，两个人像聊天一样，他低声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地下党有人被捕，而且不是一般的人。你赶快回去通知‘红’了的人，不论是党员还是‘六一社员’迅速撤离。下一步你也要准备撤离，至于怎样安排，等再碰头时决定。”他约定了再次碰头的时间、地点后，紧紧和我握了握手，即转头离去。

    我回来按照他的布置，紧张地疏散人员。因为夏耘还未暴露，手上还有工作，我们决定由我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吕雷先走。然后，我们就焦灼地等待跟齐亮的碰头。

    不料一天清晨，齐亮突然非常紧急地径直来找我，说：“现在不少中层干部被捕，胡有猷也被捕了，很可能是上层出了大问题，可以说整个摊子己经烂掉了。你得立即撤出重庆，迟半天都不行！”他留下一个联络暗号：接头同志叫“青方”，我为“李成”，然后他和我紧紧拥抱一下，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得先走。今后恐怕我们很难再见面了，望多多保重！”这句话刚讲完，他就赶快转身，飘然而去。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心里非常感动:他是叛徒刘国定、冉益智的直接下级，按理说他最危险，但是他却先一一通知别人撤退。这种临危不乱的信念、视死如归的气魄，来自于他坚定的信仰。他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不惜牺牲自己。使我们非常惋惜的是，在尽了最大的努力通知大家撤退以后，他回到成都隐蔽，还是被叛徒冉益智出卖了。

    齐亮被捕后非常坚定。敌人在重庆行辕二处审问他，他什么都不承认。后来敌人把叛徒出卖他的档案拿出来给他看时，他强压怒火，昂然回答：“不错，我是北区负责人，但你们不可能在我这里得到什么。”特务再次要他交代北区的组织，齐亮也再次回答：“除了我之外，要什么都没有。”特务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拿出最后一招：“你不交代，面前只有两条路给你，一条是从此改过自新，一条是枪毙！”不等特务说完，他斩钉截铁地大声回答：“我选择后一条路。”齐亮这种横眉冷对、毫不妥协的态度弄得特务们毫无办法，只好把他押回牢房。

    齐亮在狱中非常沉着冷静地坚持斗争，他辅导难友们学习党的纲领和各项政策，还写了一篇文章《怎样做党支部书记》，并教难友学俄文。

    1949年11月14日，敌人要对他开杀戒了。被押出牢房时，他从容不迫地走出去，和每一个难友告别。最后，用充满胜利信心的声音对难友们说：“再见！”

    到了电台岚垭刑场，齐亮昂首挺胸，以超越死亡的英雄气概从容就义。

    我今年已经88岁，有三子一女，加上孙子和女婿，拥有一个15人的幸福大家庭。如果不是齐亮冒死相救，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吕雷也就成了“小萝卜头”，哪里还有这个家呢？我们的许多家庭，我们的国家都是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你看：北京天安门前，不是就矗立着一块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吗！

    烈士们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不惜拋头颅、洒热血、英勇牺牲，建立了他们以死搏来的新中国。今天，扪心自问，我们还记得他们吗？我们还能够像他们那样以身许国吗？我们共产党员的信仰和理想，究竟还有多少？革命胜利以后，作为执政党的干部，当了各种级别的官，不会像过去烈士们那样，搞革命就会坐牢和杀头了。有人在权和钱的面前过不了关;即使我们自己，即使不敢忘记列宁“忘了过去就等于背叛”的教诲，但在保持革命精神方面，是否有所弱化呢？如果明天需要流血牺牲，我们还能挺身而出吗？执政党长期执政，每个执政党的成员都必须警惕这样一个问题：奋斗精神的弱化！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不能让烈士们的鲜血白白流失，挥霍烈士们为建立新中国所流尽的鲜血，就是犯罪！老年、中年和青年人，都要不忘昨天，更要珍惜今天，不要为物质利益而丧失了支撑我们的精神力量——信仰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