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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米西布拉克，60泉。”一幅新疆地图被“哗”地摊开，一根手指在上面游走着，寻找这天书一样的名字，指给我们这两个好奇的访客看。
没有人会不好奇。西域、楼兰、罗布泊……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些多么奇妙的地方——极具魅力，却遥不可及。然而，我们面前这个身材高大、银发粲然的学者，数说起来却陶然自若，像言及自己花园里的寻常花草。
因为，这些都是他用脚步一次次丈量过、用文字一次次解剖过的地方。
人生里风华正茂的十三年，他被命运“发配”到新疆；终于奋斗回北京了，他却再也无法割舍新疆。他为自己圈定了60个探险考察点，也和新疆订立了60个约定。
他成了西域研究者中赴新疆考察次数最多的人。现在，60个约定里未及实现的，只剩一个了。似乎是上天为他编写的序号，这个地点，正叫60泉。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新疆探险家、西域文化专家、作家……63岁的杨镰是个执著的西行者，拨开迷雾，一路跋涉，找回那份失落在荒漠里的文明。
冯至偷偷塞给他一本书——斯文·赫定自传《我的探险生涯》。他决定，走遍斯文·赫定在新疆走过的所有地方。60个目标开始成形
在北京大学燕东园，杨镰度过了美好的童年。父亲杨晦是北大中文系著名学者，曾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创立沉钟社、火烧赵家楼，备受师生们尊敬。
1968年，杨镰高中毕业了。正值“文革”风起，父亲也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以后的人生路该怎么走？杨镰去征求父亲的意见。
“到一个远离政治漩涡的地方去吧，去务农，去做工，做些实事。”父亲说。
既然走，就去最远的地方！他选择了去新疆“接受再教育”。
临行，杨镰去向父亲的挚友——著名诗人冯至告别。听了他的选择，冯至让保姆用热毛巾沾湿红卫兵贴在书柜上的封条，轻轻揭下，取出一本书来送给他。发黄的封皮上，赫然几个大字——《我的探险生涯》，斯文·赫定著。
杨镰怀揣着斯文·赫定的故事出发了，到位于天山北麓的哈密军马场，做了一名纵横山野的“牧马人”。
生活听来浪漫，实则苦不堪言。苍凉寒寂、缺衣少食，精神上的贫瘠更令杨镰苦恼。无数个静寂无人的夜晚，陪伴他的只有斯文·赫定穿越时空的诉说。他似乎跟着这位探险家踏上了一条无尽的长路，新疆的悠远历史和多彩文明，开始浸润他干渴的心。
四年后，杨镰考入新疆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乌鲁木齐六道湾煤矿当了一名普通干部。
转眼到了1976年，“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传来，杨镰兴奋不已。他投考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硕士，专业课、基础课都很好，英语却只考了九分——因为他中学学的是俄语。
负责招录的老师拿着杨镰的材料，去找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晦：我们想录取，您签个字吧。杨晦看了一眼，淡然却决然地说：外语九分，不能录，按规矩走吧。
就这样，杨镰和北大失之交臂。“你如果靠自己的本事考回来，我支持你；但我不给你走任何渠道。”父亲的话让他警醒，也令他痛苦。熬煎中，他不知道第多少次翻开那本卷了边的《我的探险生涯》：不能浪费青春了，既然留下来，何不走遍新疆，重新标注斯文·赫定当年的那些发现？
根据斯文·赫定的道路和斯坦因、贝格曼等探险家传略，杨镰在纸上列出一个又一个心仪的地点——楼兰，喀拉墩，库车，和田……数一数，竟然有40多个。就在这时，中国社科院面向全国招考研究骨干，一直没有放弃苦读的杨镰高中榜首，终于回到了阔别12年的北京。
“再见了，新疆！”依依不舍又喜悦难抑，杨镰走了。
60个目标从“黑沙包”喀拉墩开始。他记住了马悦然夫人的话：我们不是关心沙漠，是关心在沙漠中居住和进出的人们
回家的狂喜逐渐褪去，一种奇怪的感觉却缠上了杨镰。
“很长一段日子，我总觉得丢了什么东西一样，心里发慌，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就想，是什么呢？我把什么留在了新疆？”
直到有一天，在路过北京图书馆时看到馆方处理过期期刊，他情不自禁地捧回了一大堆《新疆林业》《干旱区地理》《新疆环境保护》，这才猛然发现：自己一刻也不曾放下新疆。“我终于明白，我把青春留在新疆了，还有我的心。”
他渴望回去。
机会很快来了。1983年，他在《当代》发表的《走向地平线》获中篇小说奖，稿费之外还有800元奖金。路费有了！杨镰立即回到新疆，直奔塔克拉玛干，环着浩瀚沙海走了一圈。
限于时间和条件，这次穿行更多地是走马观花，但所见所闻坚定了他“用一生重返新疆”的决心。他逐渐添加着考察目标，最后多至60个。
巧合的是，他最先实现的目标，竟然就是当初写下的第一个。
1989年的一天，瑞典一家电视台找上门来：他们筹拍大型电视片《斯文·赫定之路》，想请杨镰帮助策划。杨镰为节目组划定了考察路线，第一站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喀拉墩。这是由斯文·赫定1896年首次发现的一座沙埋古城，声名远播，却很少有人见过。
杨镰和节目组来到于田，在当地“找宝人”卡德尔阿洪的引导下，向着传说中的喀拉墩进发。经历了月圆之夜的迷路，品尝了干渴难耐的痛苦，忍受了数次徒劳无功的失落和动摇，一座半埋在流沙下的城池终于矗立在眼前。
杨镰用目光抚摸着面前的一切——这是一座具有中原特色的城池，隐约可见当年的繁盛。倾颓的院落里散落着巨大的方形木块，院落四周，枯死的胡杨树盘根错节，把高大的沙墩染成了黑色。“黑沙包”喀拉墩的名字，由此而来。
以古城为中心，更多震撼在方圆几里内等着他们：一座废弃的佛寺，两个小型村落，两口井壁上钉着木条的倒梯形古井……甚至，他们在距古城约五公里处发现了一段干涸的河道，直通向塔里木河，河边赫然伏着一具尸骨。
他来自何处，卒于何时，是什么吸引着他只身闯入这“亚洲的腹地”？杨镰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画面——骄阳下，黄沙中，一个干渴至极的过路人蹒跚而至，直奔以前来过的这条救命的河，可河水已经消失，他被绝望击溃了，颓然倒下……
因为这座古城，这条河道，再结合玄奘《大唐西域记》里对此地“众庶富乐，编户安业，国尚乐音，人好歌舞”的记载，杨镰印证了一个结论——宋朝之前，浩淼无边的塔克拉玛干还未形成，只在众多绿洲之间散落着小片沙漠。因此，才有了喀拉墩这样的城池，守护着南来北往的重要驿道。
《斯文·赫定之路》播出后，在瑞典反响热烈，杨镰应邀赴瑞典交流。在那里，他拜访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他谈起了喀拉墩，谈起了沙漠，也谈起了那个倒伏在河边，让他久久不能忘怀的旅人……马悦然的夫人是位四川人，她闻言感慨：“杨镰，你要记住，我们不是关心沙漠，是关心在沙漠中居住和进出的人；我们不是关心雪峰，是关心雪峰对人类的影响。”
杨镰陡然一惊，立时颖悟：是呀，人的焦虑可以烧灼生烟，人的企盼能够再造情感。为什么我心焦如焚地想重返新疆，难道不是为了这些世代生长于斯、与沙漠抗争的人们吗?
从此以后，杨镰把考察重点锁定在自然和人的关系上，把大漠、绿洲、建筑……统统还原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背景。有人问起他考察的意义，他总是回答：“我不是考古，也不是探险，我关心的不是古城的建筑艺术，不是佛寺的文物价值，而是它为什么存在，给了人类生存、历史发展怎样的契机。”
罗布人首府阿不旦废弃100年后，第一次出现了来访者的身影。封存3000多年历史的小河墓地被他重新发现
1998年10月11日，塔里木东端，罗布沙漠深处的荒村阿不旦。
在罗布人举族撤离家园整整一个世纪之后，这里迎来了第一位外界的探访者。
他就是杨镰。带他前来的，是当年随祖辈们移居若羌县米兰镇的百岁罗布老人热合曼。
眼前是一片毫无生气的荒漠。在长二三百米、宽三四十米的地界内，大大小小的沙包划出起伏的线条，几条干河点缀其间，远处显出纯毛地毯也似的枯黄，走近一看，是一大片残存的芦苇根。
热合曼逐一为杨镰指点着他父辈们生活过的地方。原来，这每个沙包之下，就是一个昔日罗布人的庭院，肆虐的风沙以其为核，聚敛成丘；而那残存的芦苇荡，旧时则长满了“密集得插不进一根手指”的芦苇，依傍着如大地经络般的网状水系，倾听鱼虾满舱的跳跃声。
这就是楼兰遗民罗布人最后的“伊甸园”吗，那个有着“中亚地中海”之称的游移湖，那个以“水草丰美，适宜人居”命名的渔村？为什么今天人类的过去却被山丘所压，像孙悟空被压在了五行山下？杨镰不由想起了罗布人最有名的传说：在罗布泊广袤的海域中有许多一人长的大鱼，每逢春天，这些鱼会跃上湖岸，变成马鹿，跑进茂密的胡杨林栖身；等到深秋树叶落尽，这些马鹿又跳回水里，变成大鱼……可是今天，鱼、湖、树、鹿，都哪儿去了呢？
一阵铃声惊醒了杨镰。扭头一看，热合曼站在一所被沙丘半掩的故宅前，轻轻摇动着一只先人们从阿不旦带到米兰的驼铃，眼中满是泪水。他递给杨镰一把刚从沙丘旁捡到的、已经朽烂的骨炳匕首留念，希望他能记住这里的一切，并讲给更多人听。
杨镰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绵延了十四年的寻找也不允许他辜负——十四年来，这已是他第十一次走进罗布泊了。自从1984年环塔克拉玛干考察时意外得知这批“最后的罗布人”的行踪，他就着迷于罗布人的历史。他知道，罗布人是最留恋家园的。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和罗布泊不离不弃。即使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皇帝令他们迁移到生活相对丰裕的安西去，他们也回绝了：“我们和罗布泊订立了生死契约，它移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可是，到了最后，当“游移的湖”再也没有一滴水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离开了。为了考察罗布人的历史，杨镰数次走访族里最年长的四位老人，并依着他们的讲述一次次走进荒漠，寻找当年首都老阿不旦。有几次，他欣喜地以为到了目的地，可事后才知，那只是一个被废弃的临时定居点，很多“新阿不旦”中的一个。
直到这次，他的执著打动了热合曼，老人亲自出马，终于凭着久远的记忆把他带到了老阿不旦。
此行结束后，杨镰将十余年考察见闻写成非虚构小说《最后的罗布人》。这本书不但引起了读者对罗布人的兴趣，更使杨镰在罗布人中名声大振。
如果说，老阿不旦是杨镰眼中人与自然依存的最好标本，那么，“小河墓地”则是他心底珍藏的人类文明宝藏。
小河遗址，“西域探险史上最难解的古迹”。1934年，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发现了这个有1000口棺材的古墓葬，并发掘出了美丽的干尸“微笑公主”。可是，自贝格曼以后，许多探险家试图找到小河遗址，均无功而返。人们口口相传，那个神秘的“大沙包”会隐身术，只要心怀叵测的人一靠近，就会雨雾弥漫，不见踪迹。
2001年1月4日，杨镰带领中国社科院科考队考察人员，在摄氏零下20多度的凛冽寒风中艰难地穿越罗布沙漠。
又是一次延续了5年的找寻。1996年起，杨镰就着手确认小河墓地的经纬度，并取得了决定性突破。可是，1998年，精心准备的第一次考察还是以沙漠车突遇故障而告终。
这一次，他志在必得。似乎古老的预言应验，罗布泊竟罕见地下起了雪。
“再坚持3小时，就3个小时。”他鼓励着队员们。突然，一个石油工程队营地出现在沙漠中。工程队长向他们抱怨，在路线上有个大沙包不好推，害他们把路挪了几百米。
大沙包！杨镰抬腿就往队长指的方向奔。
一座硕大而奇异的圆形沙丘进入了考古队的视线。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顶部密密地插着上百根长短不一的木柱。魂牵梦萦的小河墓地终于现身了！杨镰穿行在辉煌的木柱之林中，一种与历史不期然相遇的喜悦流遍全身。
2003年10月，国家文物局批准启动小河墓地发掘。这次发掘，发现了墓葬约330个，在墓地最深处，4具被厚厚泥土包裹的“泥棺材”中，4位身披毛织斗篷，戴着金耳环、毛线项链的女性墓主安然入睡，容颜不改。
这被誉为当年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当属杨镰为西域考古立下的大功一件。
60个目标，就这样一个个实现——探求清朝流放乌鲁木齐的越南王公的存在证据，寻找80多年前叱咤河西走廊的国际大盗黑喇嘛，重新发现80多年前斯文·赫定记述的“中蒙边界第496号界桩”谢别斯廷泉……20多年来，他47次深入新疆腹地，写出了《荒漠独行》、《发现西部》、《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等作品，主持编译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探险与发现》等丛书。他丈量着新疆，不但用脚步，也用饱蘸深情的文字。
“60泉”不是终点。他希望对新疆历史文化做一个全面的清点
谈起60泉，杨镰有一肚子的故事要讲：它在罗布语里意为“水很多的泉”，因为罗布人的“六十”是“多”的同义词；找不到六十泉的人，就到不了楼兰。因为60泉是楼兰以北唯一的荒原不冻淡水泉；只有在60泉，野骆驼才生小骆驼……
“最近，美国资源卫星说这个泉已经干了。我不信，他们的位置找错了。”杨镰成竹在胸，“我有斯文·赫定手标经纬度的地图，还有这么久的酝酿。”
明年一定去！杨镰像在给自己鼓劲。
其实，60泉很早就列入了目标，却一次次让位于新疆北部的松树塘、沁城、下马崖、北塔山……
“对北疆的考察，我们很急迫。为什么？西部大开发热潮将起，北疆是重点。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必须在开发之前，对新疆的历史文化做一个尽可能全面的清点。”
60个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终止。“走完这60个地点，基本上画出了新疆文明发展的脉络。但有些地方只是浮光掠影，下一步，我会返回一些值得的地方，深钻进去，把留下的脚印踩实。”杨镰说。
常有人问起他的历险。的确，大漠狂沙里，最不缺的就是险情。他曾迷途于楼兰古国的“门禁”之外，八小时找不回出发点；曾因道路冲断滞留在偏远的小县城，连着一周多找不到可搭乘的车辆。一次迷路后，他甚至用随身携带的录音机录好了遗言留给妻子，所幸最后灵光一闪，顺着来时浅浅的脚印一路爬了回去……但，他不言悔。正如他在《最后的罗布人》中所写：“他唯一不会做的就是知难而返，尽弃前功……虽然他并不知道在这罗布荒原的隐秘的地域，到底能有什么收获，但在他心中是不存在任何禁区的，禁区对他来说，只意味着挑战。”
在杨镰眼里，西域绿洲文明虽然独特，却是中华文明血脉相连的一部分。“《史记·汉书》里有关于黄河来源的说法，说黄河来源于昆仑山，从和田流出，到罗布泊汇成湖泊，潜行八百里，然后涌出地面，‘流为中国河’。这当然是错误的，但至少说明，在司马迁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把西域看成外来的。”
而新疆脆弱的生态和不尽人意的文物保护，又让他怀一颗忧心声声疾呼。
楼兰古城经过一季急雨，就有可能大面积倾颓，随着沙漠的扩张，草场和绿洲受到影响。与自然变迁相比，他更痛心那些人为的破坏。在“太阳墓地”，他看到游客们随手拔起坟头的木桩，四散扔掉；在古代岩画前，他看到石头上深深浅浅地刻下“某某到此一游”……不能再任文明灭迹，不能再让罗布“弃婴”阿不旦的悲剧重演了！
“我是负重而来的。‘文革’时，新疆接纳了我，我没有任何理由对新疆置身事外。”杨镰慨叹。在他心中，西部探险“如同一扇闭得死死的大门，被一个傻里傻气的人，硬是推开了一道缝隙……他鼓足勇气向前走去，终于为他身后的人留出了观察秘境的通道。”杨镰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他推开的门缝里，我们看到新疆，看到绿洲，看到人类文明成长的身影。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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